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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储相的机会也就更加渺茫了，这就要看当事人的追求是什么了。
反正杨廷鉴对自己职位那是非常的满意，复社的另外两个魁首张溥和吴伟业就非常替杨廷鉴惋惜，两人也到龙门客栈来劝过杨廷鉴，让他继续留在京师，留在翰林院熬资历。
杨廷鉴好言谢绝了两个兄弟的好意，收拾妥当后就启程。其间还有还有一个人来投奔杨廷鉴，那就是和杨廷鉴同科的黄素朗，黄素朗这人特别正直，敢于言事，其实这也是一种才能，杨廷鉴就把黄素朗安排到了军法处。
杨廷鉴可不是单身赴任，而是带着虎贲军和大量的物质，四轮马车肯定不够，好在通州就是大运河的边上，直接用船运输就是了。
虎贲军需要搬迁全部由总管粱财负责，武器四轮马车作坊肯定要搬迁，怀柔铁矿肯定无法搬迁，今后怀柔铁矿的出产，也主要是用来销售，如果运到扬州，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虎贲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搬迁，而杨廷鉴则带几个亲卫乔装打扮，率先向扬州出发。
……
“公子，前面就是扬州城了。”
“不错，这扬州到底是天下繁华之地，这川流不息的客商实在太多了。”
杨廷鉴一身士子打扮，带着四个五大三粗的汉子风尘仆仆都来到了繁花似锦的扬州城。北方哀鸿遍地。然而扬州城却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依旧纸醉金迷。
“大人，咱们是先去见老太爷呢？还是找个客栈暂时住下来？”
杨廷鉴的父母就在扬州，这次杨廷鉴做了扬州知府，就必须履行对崇祯皇帝的承诺，把自己的父母送到京师去奉养。好在金镶玉还在京师，可以早晚服侍二老，再说杨廷鉴还有一个待字闺中的妹妹杨廷美，今年刚好十四岁，两位老人到不缺天伦之乐。
“恭喜发财，咱们先去大东门关老街，去那里找客栈住下吧！”
恭喜发财就是杨廷鉴带的四名亲卫，他们分别叫恭顺、喜来、发达、财运，连起来刚好叫恭喜发财。
“公子。咱们为什么要去大东门找客栈啊！不如就近找一家好了。”
“你知道个屁，大东门紧靠运河，大多数的盐商都聚集在大东门一带，你忘记本公子这次微服私访的目的了吗？”
“卑职……哦……小的明白了。”
杨廷鉴随即带着恭贺新禧在扬州大东门一带找了一间客栈居住，这大东门的一带全是盐商的铺子，而且都很大，有山西和陕西的盐商，也有徽商。
这家客栈叫“客来居”。这里地处大运河，又是繁华地段。所以在此歇脚的全部是商贾之人。杨廷鉴在安顿好后，就来到“客来居”的大堂吃饭。
整个大厅全是南来北往的客人在用餐，杨廷鉴带着恭喜发财找了一张桌子后，就随便叫了几个菜，而与杨廷鉴邻座的几位商人，听口音好像是山西。
这几个商人一边吃饭一边交谈着：
“你们知道吗？山上的晋商和徽商两家又搞起来了。”
“此话怎么讲？”
“兄台。你这可就寡陋寡闻了啊！晋商想在扬州落籍，而徽商却是竭力反对，前任知府对此也是束手无策。”
“怪了，这晋商在从大明开国起，就在扬州城经营了。这几百年下来，也是算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了吧！晋商把户籍落在扬州也是情理之中的啊！”
“兄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晋商想落籍扬州，是想让自己的子弟可以在官学里面读书，同时科举考试也要在扬州考了，你想想扬州本来是人文荟萃的地方，科举的名额向来万分紧张，这晋商想抢占徽商的科举名额，徽商怎么可能让晋商如愿。”
“原来是这样，可现在扬州知府出缺，也不知道这两家又会搞出什么幺蛾子了来。”
“不外乎是比两家钱多吧！或者是看哪家的背景更深厚。”
杨廷鉴一边吃饭，一边听他们交谈，这晋商和徽商的户籍之争，说来话就长了。
明太祖朱元璋率义军推翻元朝后，败走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仍对中原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西北一带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也不断增长。新兴的明帝国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花在西北边防建设上，沿长城设九个边镇以拱卫关中，保护京师，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便在陕西境内。
后又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西安、兰州、银川三角地带中心），统率军队20余万，战马10余万匹，负责东起延绥皇甫川（陕西榆林以北）、西至嘉峪关、西南至洮岷（今甘肃南部）绵延数千里的边防区。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政府财政也不堪重负。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来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
如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明代一石约为90多公斤），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带），位列第四。如此看来，输粮换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了，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
第235章商籍之争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陕西商人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显然打破了陕西及山西等“边商”固有的优势，给了地理上更接近两淮、以徽商为主之“内商”进入利润丰厚的盐业经营的良机。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名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明代《扬州竹枝词》唱道：“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据史料记载，在“南人”（即徽商）与边商（即山陕商人）的诉讼案中，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