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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制定了纵深战役理论和纵深战斗战术。它们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动所具有的坚决果敢的特点。它们的实质在于：以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的突击同时压制敌人防御的整个纵深。通过组建突击集群，集中兵力和兵器于所选择的方向，将坦克兵，摩托化步兵和骑兵的庞大机动兵团投入交战和在敌后实施空降以迅速将战术成果发展成为战役成果等方法坚决突破敌人的战术防御地带。所有条令都强调，只有坚决进攻和不停顿地追击才能消灭敌人。
1925年的《暂行野战条令（师，军）》和1929年的《工农红军野战条令》、充分反映了作为军队训练依据的有关战斗和战役性质的观点。这个条令则规定了团、师和军的战斗行动，并首次提出了组织防空和防化学的任务，规定了组织对坦克防御、使用航空兵和工程兵的方法。步兵，骑兵，炮兵的战斗条令和一系列专门的教令对各兵种从单兵到营的战斗行动都作了详细规定。1935年，制定并向部队颁布了《纵深战斗细则》和《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中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协同动作细则》。1936年，颁布了新的《工农红军暂行野战条令》。这些条令、教令和细则中的各项规则都是通过各种演习的实践提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野战条令的出现，向各军区司令部提出了制定战斗训练大纲以保证司令部和部队在数年内把条令规定的所有战斗样式演练一遍的要求。随着新的战斗和战役原则的出现，军队的训练方法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党中央非常重视军事建设问题，提出了在统一对所有主要军事问题的观点基础上进行军事建设和军队战斗训练的要求。国内战争刚一结束，军队就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战斗训练。但是，正如伏罗希洛夫所指出的，只有在1924至1925年以后，即对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后，“学习和战斗训练问题才受到应有的重视，才被提到必要的高度”。上述新条令和教令就是在二至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制定的。军队的专业训练主要是在冬季训练期内进行。在分队和部队的专业集训中，组织带假设敌的单方演习和实弹射击演习。在夏季训练期内，继续进行分队的协同动作训练，举行演习和大演习。
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开始在红军的战斗训练中起重要作用。1921年9月，在乌克兰西南部举行了有数个军区参加的大规模对抗大演习。1923年，莫斯科军区举行秋季大演习，参演兵力包括两个步兵军、炮兵部队，专业技术部队、航空兵、所有军事院校和该军区昀其他部队。1928年，举行了基辅大演习。这次演习是从抗击敌人对基辅的空中化学袭击开始的，参加演习的有防空部队，警察、消防队和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的组织。
1931年，乌克兰军区在专门组织的野营集训结束以后，举行了团、旅、军对抗大演习，秋季又举行了军区大演习。其他军区也基本上每年都举行这样的演习和大演习。兵团对抗演习和大演习通常在训练年度结束时举行。大演习被认为是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司令部和部队进行实际训练的最高阶段。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在进行大演习和最后的战术演习之前要进行全面准备；指挥人员就即将举行的演习进行补充作业，举行军事导演，首长司令部演习，各兵种部队和分队的战术队列作业、战术专业作业和战术作业。在演练新的和最复杂的战斗方法之前，举行供指挥人员观摩的示范演习。在举行师演习、军或军区大演习之前，举行连、营、团演习。在营及营以上演习中，有团属和师属炮兵、工兵分队及其他加强兵力参加。航空兵也经常参加分队和部队的演习。除诸兵种合成军队战术演习外，还举行空军、防空兵、炮兵及其他兵种部队和兵团的专业演习。随着新式技术装备、新的专业分队和部队的出现，举行了大量的试验性演习。通过这种演习，试验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性能，研究新兵种部队和分队的组织体制，演练其战斗使用方法。例如，在白俄罗斯军区于1929午举行的全军演习中，首次有试验机械化团参加，而在1930年举行的军区大演习中，首次有机械化旅参加。在大演习中取得的经验，反过来又用于进一步研究机械化部队的使用理论和实践。
1932至1933年，在伏尔加河流域举行了演练纵深战斗的试验性演习。1936年，列宁格勒军区，莫斯科军区，乌拉尔军区和红旗远东独立集团军举行了以“步兵师及配属坦克进攻仓卒设防之敌”为题的试验性演习。白俄罗斯军区举行了机械化营与敌机械化部队遭遇战的试验性演习。列宁格勒军区举行了使用空降兵的试验性演习。基辅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及其他军区也举行了类似的演习。莫斯科军区在演习中顺利地用飞机把第84步兵师从图拉调往高尔基城地区。在演习和大演习中，通过铁路转运了大批部队。莫斯科无产者步兵师所属部队和后勤机构首次进行了280公里摩托化行军。为了统一部队的战术训练并使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师及师以上演习和大演习的课目，每年以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的方式确定。
这也是一个新鲜事物，因为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没有这样做。当时对“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概念还没有明确区分。通常，演习是指部队和分队按战术队列作业方法进行的带假设敌或带实弹射击的单方演习。部队和兵团的对抗演习被称为大演习。单方演习一般由直接指挥员导演，而对抗演习则由高一级首长导演。1929年颁布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教令》，对分队，部队和兵团（至师）的单方演习和对抗演习作了规定。战役规模的演习被称为大演习。但在三十年代，部队和兵团的对抗战术演习仍被称为大演习。三十年代末，就这些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得出了正确的认识。1938年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下的定义是：“根据参加大演习的军队的人数、兵团的数量以及演习地域的大小，大演习被称为团大演习、旅大演习，师大演习、军大演习，军区大演习或集团军大演习……”1937年发表在《军事通报》上的一篇文章认为：“任何战术演习的任务，都是使部队学会某一种战斗方法，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演练已经学习过的战斗方法……大演习的任务，是检验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使之进行各种战斗演练。大演习必须在生疏的地形上，在能够使双方高度紧张和拥有充分自由即互不了解兵力编成和意图的情况下进行。应派经过训练的军队参加大演习。”
红军部队的演习和大演习从内容和质量上来讲，明显区别于资产阶级军队的演习和大演习。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在这方面，我国军队取得了明显进步。在战术演习中，我们设置了复杂的战斗情况，动用了大量的战斗技术装备，使用了各种模拟器材。例如，让步，机枪和火炮打空包弹，用打信号弹的办法显示机枪射向，用发射烟雾火箭的方法模拟高炮射击，用有色烟雾，有色液体和带强烈气味的液体表示敌人施放了有毒物品。还用其他指示物代替各种武器的火力。
为动员全体军人完成战斗训练任务，开展了大量的党政工作和教育工作，从而保证了全体参演人员的高度创造热情和自觉地象对待实战那样对符演习，也保证了演习和大演习真正按照实战要求进行。所有大规模的演习和大演习都是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参加演习的有包括坦克兵、航空兵和空降兵在内的各个兵种。1935至1936年的大演习充分显示了红军在组织体制、技术装备和战斗素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例如，1935年，在基辅特别军区举行的大演习中，参加的兵种有步兵、骑兵、空降兵、装甲兵、炮兵、航空兵和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