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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会教士们一起到离北京两天路程之远的地方去迎接他，快要接近时，我们在面前举起了一根长杆，杆头上系有一十字架，我们唱着‘伏求圣神降临’，他坐在战车的王位上，当我们走近战车时，大汗认出了我们，把我们召到他身边。当我们靠近他时，他脱掉皇冠，它是无价之宝〔119〕，在十字架前鞠躬。主教向他祝福，大汗虔诚地吻十字架。接着我把香插入香炉中，主教在王前焚香。但是，按宫廷礼节，没有人空手去见大汗，于是，我们呈上载满水果的银盘，他友好地接受了，甚至好像尝了尝水果。后来我们闪到路旁，以防被他身后的骑兵队撞伤，退到陪伴大汗的那些受过洗礼的大臣中（他们是皈依天主教的聂思托里安教突厥炫）。他们像接受贵重礼物一样高兴地接受我们的普通的礼物〔120〕。”
鄂多立克还报道了在离北京有20天路程之远的帝国森林中为大汗安排的巨大的狩猎活动。他形象地描述了打猎场面：大汗骑在一只大象背上，蒙古君主们各自射出具有颜色标志的箭。“动物的嘶叫声，猎狗的狂吠，一片喧闹，以致互相之间的说话都听不见。”一旦达到高潮，狩猎的场面就完全结束了，也孙铁穆耳像其祖先成吉思汗一样，冲破围猎圈，按佛教的精神，让受伤的野兽逃走。
最后，鄂多立克提到了杰出的帝国邮政。“信使骑着飞驰的快马，或疾走的骆驼。在他们接近那些驿站时，吹响号角，示意他们来到。驿站主听到号角后，让另一名使者骑上新的坐骑，接过信函后，他飞奔到下一站，依次这样下去，于是，大汗在24小时之间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骑程之远地区的消息。”
鄂多立克在北京待了两三年之久，好像在1328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他途经汪古部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境，一位名叫阔里吉思（死于1298年）的王公，在孟德科维诺的主持下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像在他之前的马可一样〔121〕，鄂多立克也把这些汪古部王公们与克烈部的“约翰长老”混淆了，但是，当他提到他们与成吉思汗系的公主们的频繁通婚（见上时，他头脑中指的肯定是这些汪古部王子。他所称呼的汪古部都城的名称（Thozan），是伯希和认定的中世纪的东胜，即托克托，或可能是现在的绥远。从汪古部境，鄂多立克继续前往甘州之地，即甘肃甘州，他提到了该地的城镇和村子沿大商路排列非常紧密，以致旅行者在离开一个城市和村子时，就可以看到下一个城市和村子的围城。鄂多立克必定是走一条小道穿过戈壁的，这条小道或者是在塔里木北缘，或者是在其南缘，沿途他收集了有关吐蕃和喇嘛教理论的有趣的资料。然而实际上他从未进入吐蕃地区，尽管这一点与他的陈述不相符合。〔122〕他于1330年5月回到帕多瓦，在口授其传教活动的经历之后，于1331年1月14日在乌迪内修道院去世。
北京大主教约翰·孟德科维诺曾接见过鄂多立克，在鄂多立克离开北京后不久，他于1328年（或1329年）去世。〔123〕1333年，罗马以另一位方济各派修道士尼古拉继任他的职务，尼古拉是走中亚之路。尼古拉到达阿力麻里（即今伊犁河流域的固尔扎附近）的消息是于1338年传到欧洲。但是，他好像未到中国就去世了。〔124〕1339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派约翰·马黎诺里修士到中国。〔125〕他从那不勒斯出发，于1339年5月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乘船到克里米亚的喀法（费奥多西亚）。接着他访问了钦察汗月即别，向他呈递了教皇送的许多礼物。1340年春，他从钦察来到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他在阿力麻里重新建起了前几年中因宗教迫害而遭到破坏的基督教会（参看342页）。然后，他过中亚，于1342年到达北京。8月19日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代继承人、大汗妥懽帖睦尔（Toghan Temür）的正式接见，他送给大汗一匹来自欧洲的战马，这一礼物很得大汗的赞赏。〔126〕1347年12月26日，马黎诺里从泉州起航，在沿印度海岸航行时，在迈拉布尔和奎隆停留一年。于1353年返回阿维农。〔127〕
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任命巴黎大学教授纪尧姆·波拉特为北京大主教，第二年教皇又命名弗朗希斯科作为他的使者到中国。但是，元朝刚被推翻（参看下。胜利的中国人——明朝——强行禁止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蒙古人引进的或者说是赞赏的所有外来宗教教义。基督教处于不利地位，被中国的反对分子看成是一种蒙古宗教。同样的事情在840年也曾发生过，当回鹘可汗们垮台时，在他们统治之下得到保护的摩尼教在一夜之间被禁止了。它被认为是蛮族强制推行的宗教。
第十一节 忽必烈家族的后裔和蒙古人被逐出中国
为探讨元朝时期的各种宗教，我们只好中断了对元朝历史的陈述，插入上述事件，现在我们回过来继续叙述之。
铁穆耳皇帝（1294307年在位）是元朝最后一位能干的君主。在他之后，王朝即呈现衰败景象。正如成吉思汗所预见——如果认定是他说的那些话是可信的——草原狩猎者的后裔们忘记了艰苦创业和获得权力的原因，满足于定居生活的舒适和奢侈，对此，马可和鄂多立克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印象。蒙哥是最后一位企图使征服者们回到简朴的草原生活上来的人。他的继承者忽必烈果断地扭转方向，使元朝转向中国的生活方式：在文明化的乐趣中过定居生活。在忽必烈这种人（或者他的孙子铁穆耳）的统治下，这样做毫无害处，因为他把中国人的能力注入到蒙古人的强壮之中，在他身上仍原原本本地保持着这种强壮。但是随着平庸无能之辈的继任，这种结合证明了是有害无益。中国的最后一批成吉思汗后裔们已经完全中国化，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淫逸所腐蚀，被一群亲信、贵妇、文人学士和官僚们簇拥着，与外界隔离，于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者的子孙们已经退化到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地步，当灾难临头时，只会悲伤。他们惟一保持的蛮族本色是不能适应把国家作为一个抽象实体的中国意识。尽管占据了天子的王位，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氏族，氏族成员们公开争斗，互相夺权，互相残杀。在中国人起来反抗时，他们之间是绝望地互相分裂和强烈的嫉妒，而不是面对危险团结一致，结果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打倒。
除此之外，他们由于过度地享乐而缩短了寿命。忽必烈于1294年2月18日去世时是79岁。他的宠儿（次子）真金（拉施特的Chinkim）于1286年1月就去世了。真金之子铁穆耳能够使自己戒掉了成吉思汗家族根深蒂固的酗酒恶习，证实了自己是一位比他的祖父所期望的还要好的君主，但是，他于1307年2月10日过早地去世（他死后无子女），终年42岁。接着，如上所述，发生了忽必烈孙子、唐兀惕地区（甘肃）的长官阿难答王子，〔128〕与忽必烈的重孙子、蒙古哈拉和林长官海山之间的王位争夺，海山在杭爱山边境统率着帝国最强大的军队。海山获胜，并处死了对手。在他的军事才能得到证实之后，特别是在反海都的战争中，他唤起了他的臣民们的希望，但由于沉溺于烈酒和女人，他31岁就去世了（1311年1月27日）。他的兄弟普颜笃（爱育黎拔力八达）〔129〕“温和、善良、坚定”，他想采用像任用中国文人学士一样的科举制度录用蒙古候选人，他35岁时去世（1320年3月1日）。普颜笃之子硕德八剌即位，年仅17岁，3年以后，被蒙古高级官员组成的阴谋集团杀害，他们拥立他的堂兄弟也孙铁穆耳为皇帝（1323年9月4日）。
也孙铁穆耳统帅着在蒙古的军队，他在怯绿连河畔的军营中被宣布为皇帝，并于1323年12月11日在北京正式即位，当时是30岁，但是5年之后（1328年8月15日），因纵欲而死。中国历史把他描绘成无所作为的懒散王公、豪华宫廷的囚徒。他死后爆发了内战。海山之子图帖睦尔于1328年11月16日夺取政权，但是，他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哥哥蒙古长官和世焺。1329年2月27日和世焺突然去世，图帖睦尔又登上王位。但他也因暴饮暴食，于1332年10月2日去世，年仅28岁〔130〕。和世焺的小儿子，6岁的懿璘质班被宣布为皇帝（1332年10月23日），但两个月之后也去世了（12月14日）。懿璘质班13岁的哥哥妥懽帖睦尔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