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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条办法中，第三条是洋商与胡雪岩、古应春合得的好处，明盘四厘，暗盘六厘，即是中间人得二厘的佣金；这也就是说，洋商向中国人借了钱，转借与中国官场，四厘入，八厘出，所得四厘好处，各半均分。
至于印票必出自海关，是麦林坚决的主张。因为他虽相信胡雪岩与左宗棠，却不相信有关各省的督抚，到时候印票如废纸，无可奈何；而海关由洋人担任税务局，一经承诺，没有理由不守信用。
这在胡雪岩却是个难题，因为除江海关每月协解三万两，可以情商上海道先出印票以外，其余各海关并无协饷之责，就不见得肯出印票。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奏明朝廷，每月由各省藩司负责将应解甘饷，解交本省海关归垫。
幸好协饷各省都有海关，每月闽粤两海关各代借二十四万；浙海关代借四十二万两；加上江海关本身应解的十八万两，共计一百零八万两，所缺只有十二万。胡雪岩建议左宗棠要求湖北每月协饷两万，由江汉关出十二万两的印票，合成一百二十万整数。
这些办法，左宗棠完全同意；但等奏准，已在开春，丝茶两市方兴，正须放款，因而利息提高到一分三厘。这是从未有过的高利贷，于是流言四起，说胡雪岩从中渔利；尤其是李鸿章一派的人，不但展开口头的攻击，而且亦有实际的破坏行动。
这个行动很简单，却很有效，就是策动江海关税务司拒绝出具印票。一关如此，他关皆然，几于功败垂成。
经过胡雪岩的巧妙斡旋，这笔大借款还是做成功了。是为中国借外债的开始；而左宗棠的勋业，以及胡雪岩个人的事业，亦因此而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福者祸所倚，『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结局，相当凄惨；种因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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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之第三部《灯火楼台》
作者：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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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光绪七年三月初七，胡雪岩终于践约抵达北京。同行的有两个洋人，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泰来洋行的经理，德国人福克；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
由于这年天气格外冷，天津海口尚未解冻，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浩浩荡荡十几辆车，一进右安门，直投前门外草厂十条胡同阜康福钱庄。为了接待东家，『大伙』汪惟贤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了；车队一到，胡雪岩与他的客人，还有古应春与办笔墨的杨师爷，被接入客厅，特为挑出来的四名伶俐的学徒，倒脸水倒茶，忙个不停。胡雪岩是汪惟贤亲自照料，一面伺候，一面问讯旅况。
乱过一阵，坐定下来；胡雪岩贴身小厮之一的保福，捧着金水烟袋来为胡雪岩装烟；同时悄声说道∶『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
『现在哪里有工夫？』话中似嫌张姨娘不懂事。
保福不作声，只望着屏风后面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摇一摇手，表示胡雪岩还不能进去——由南到北，通都大邑中，有阜康钱庄，就有胡雪岩的一处『行馆』；大多有女主人，住在阜康福后进的张姨娘，不甚得宠，所以胡雪岩有这种语气。『大先生，』汪惟贤来请示∶『是用中菜，还是大菜？』紧接着又表功∶『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特为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都预备好了。』所谓『文大人』，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煜，他是正蓝旗的满洲人，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将军。清兵入关，在冲要之地设有驻防的将军坐镇，其中福州将军因为兼管闽海关之故，是有名的肥缺；文煜一干十年，宦囊极丰，有上百万的款子，存在阜康。汪惟贤知道胡雪岩跟他是在福州的旧识，交情甚厚，所以不嫌冒昧，借了他从福州带来的会做大菜——西餐的厨子，来接待福克与凯密伦。
既然预备好了，自然是吃大菜。胡雪岩本有些话要问汪惟贤，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分，按西洋规矩，与汪惟贤分坐长餐桌的两端，不便交谈。直到饭罢，两洋客由阜康福中会说英语的伙计陪着去观光大栅栏以后，胡雪岩才能跟汪惟贤谈正事。
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便是他此行的任务，跟左宗棠谈一笔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
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左宗棠入朝以后的境遇，『圣眷』是否仍如以前之隆；与两王——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的关系；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事不必谈。
『我看左大人在京里顿不长的。』汪惟贤也是杭州人，跟东家打乡谈，『待不长』称之为『顿不长』；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
『为啥顿不长？』
『还不是他的「沃不烂、煮不熟」的老脾气又发作了。』『沃不烂、煮不熟』也是杭州的俚语，有刚愎自用之意。接着，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海防』一事，来支持他的看法。
原来新疆回乱一起，俄国以保侨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扬言暂时接管，回乱一平，即当交还中国，及至左宗棠西征，先后克复乌鲁木齐、吐鲁番等重镇，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开始议及规复伊犁，要求俄国实践诺言，而俄国推三阻四，久假不归的本意，逐渐暴露。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相持不下；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朝议决定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又赏内大臣衔，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许他便宜行事。
这年腊月，崇厚取道法德两国，抵达俄京圣彼得堡，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谈了半年才定议，而且崇厚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大臣』资格，在黑海附近的赖伐第亚，签订了『中俄返还伊犁条约』，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予俄；增开通商口岸多处；许俄人通商西安、汉中、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与『北派』领袖李鸿藻抗衡的『南派』领袖，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柢固，难以摇撼。在议约的半年中，崇厚随时函商，获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签约；而且未经请旨，即起程回国，留参赞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朝廷既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长此以往，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
李鸿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第一、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一旦开战，俄国出动海军，必攻天津，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其次，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自非李鸿章所乐见，伊犁事件一结束，左宗棠班师还朝，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
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两宫震怒，士林痛诋，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亦觉得过于委屈，有改议的必要。
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开缺交部严加议处。所议的俄约，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这就是所谓『廷议』。
廷议的结果，崇厚所签的条约，无一可许，两宫因而如开『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加以『翰林四谏』中的宝连与黄体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这一来，崇厚便免了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虽非锒铛入狱，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火房』中，这度日如年的况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举是抵触『万国公法』的，各国公使，群起抗议，但朝廷不为所动，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谋求改约；一面将崇厚定了『斩监』的罪名。
不过，朝廷并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备战以外，由李鸿间策动英、法、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