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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条办法中,第三条是洋商与胡雪岩、古应春合得的好处,明盘四厘,暗盘六厘,即是中间人得二厘的佣金;这也就是说,洋商向中国人借了钱,转借与中国官场,四厘入,八厘出,所得四厘好处,各半均分。
至于印票必出自海关,是麦林坚决的主张。因为他虽相信胡雪岩与左宗棠,却不相信有关各省的督抚,到时候印票如废纸,无可奈何;而海关由洋人担任税务局,一经承诺,没有理由不守信用。
这在胡雪岩却是个难题,因为除江海关每月协解三万两,可以情商上海道先出印票以外,其余各海关并无协饷之责,就不见得肯出印票。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奏明朝廷,每月由各省藩司负责将应解甘饷,解交本省海关归垫。
幸好协饷各省都有海关,每月闽粤两海关各代借二十四万;浙海关代借四十二万两;加上江海关本身应解的十八万两,共计一百零八万两,所缺只有十二万。胡雪岩建议左宗棠要求湖北每月协饷两万,由江汉关出十二万两的印票,合成一百二十万整数。
这些办法,左宗棠完全同意;但等奏准,已在开春,丝茶两市方兴,正须放款,因而利息提高到一分三厘。这是从未有过的高利贷,于是流言四起,说胡雪岩从中渔利;尤其是李鸿章一派的人,不但展开口头的攻击,而且亦有实际的破坏行动。
这个行动很简单,却很有效,就是策动江海关税务司拒绝出具印票。一关如此,他关皆然,几于功败垂成。
经过胡雪岩的巧妙斡旋,这笔大借款还是做成功了。是为中国借外债的开始;而左宗棠的勋业,以及胡雪岩个人的事业,亦因此而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福者祸所倚,『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结局,相当凄惨;种因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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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之第三部《灯火楼台》
作者: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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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光绪七年三月初七,胡雪岩终于践约抵达北京。同行的有两个洋人,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泰来洋行的经理,德国人福克;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
由于这年天气格外冷,天津海口尚未解冻,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浩浩荡荡十几辆车,一进右安门,直投前门外草厂十条胡同阜康福钱庄。为了接待东家,『大伙』汪惟贤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了;车队一到,胡雪岩与他的客人,还有古应春与办笔墨的杨师爷,被接入客厅,特为挑出来的四名伶俐的学徒,倒脸水倒茶,忙个不停。胡雪岩是汪惟贤亲自照料,一面伺候,一面问讯旅况。
乱过一阵,坐定下来;胡雪岩贴身小厮之一的保福,捧着金水烟袋来为胡雪岩装烟;同时悄声说道∶『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
『现在哪里有工夫?』话中似嫌张姨娘不懂事。
保福不作声,只望着屏风后面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摇一摇手,表示胡雪岩还不能进去——由南到北,通都大邑中,有阜康钱庄,就有胡雪岩的一处『行馆』;大多有女主人,住在阜康福后进的张姨娘,不甚得宠,所以胡雪岩有这种语气。『大先生,』汪惟贤来请示∶『是用中菜,还是大菜?』紧接着又表功∶『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特为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都预备好了。』所谓『文大人』,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煜,他是正蓝旗的满洲人,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将军。清兵入关,在冲要之地设有驻防的将军坐镇,其中福州将军因为兼管闽海关之故,是有名的肥缺;文煜一干十年,宦囊极丰,有上百万的款子,存在阜康。汪惟贤知道胡雪岩跟他是在福州的旧识,交情甚厚,所以不嫌冒昧,借了他从福州带来的会做大菜——西餐的厨子,来接待福克与凯密伦。
既然预备好了,自然是吃大菜。胡雪岩本有些话要问汪惟贤,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分,按西洋规矩,与汪惟贤分坐长餐桌的两端,不便交谈。直到饭罢,两洋客由阜康福中会说英语的伙计陪着去观光大栅栏以后,胡雪岩才能跟汪惟贤谈正事。
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便是他此行的任务,跟左宗棠谈一笔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
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左宗棠入朝以后的境遇,『圣眷』是否仍如以前之隆;与两王——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的关系;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事不必谈。
『我看左大人在京里顿不长的。』汪惟贤也是杭州人,跟东家打乡谈,『待不长』称之为『顿不长』;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
『为啥顿不长?』
『还不是他的「沃不烂、煮不熟」的老脾气又发作了。』『沃不烂、煮不熟』也是杭州的俚语,有刚愎自用之意。接着,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海防』一事,来支持他的看法。
原来新疆回乱一起,俄国以保侨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扬言暂时接管,回乱一平,即当交还中国,及至左宗棠西征,先后克复乌鲁木齐、吐鲁番等重镇,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开始议及规复伊犁,要求俄国实践诺言,而俄国推三阻四,久假不归的本意,逐渐暴露。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相持不下;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朝议决定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又赏内大臣衔,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许他便宜行事。
这年腊月,崇厚取道法德两国,抵达俄京圣彼得堡,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谈了半年才定议,而且崇厚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大臣』资格,在黑海附近的赖伐第亚,签订了『中俄返还伊犁条约』,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予俄;增开通商口岸多处;许俄人通商西安、汉中、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与『北派』领袖李鸿藻抗衡的『南派』领袖,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柢固,难以摇撼。在议约的半年中,崇厚随时函商,获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签约;而且未经请旨,即起程回国,留参赞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朝廷既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长此以往,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
李鸿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第一、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一旦开战,俄国出动海军,必攻天津,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其次,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自非李鸿章所乐见,伊犁事件一结束,左宗棠班师还朝,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
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两宫震怒,士林痛诋,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亦觉得过于委屈,有改议的必要。
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开缺交部严加议处。所议的俄约,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这就是所谓『廷议』。
廷议的结果,崇厚所签的条约,无一可许,两宫因而如开『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加以『翰林四谏』中的宝连与黄体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这一来,崇厚便免了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虽非锒铛入狱,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火房』中,这度日如年的况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举是抵触『万国公法』的,各国公使,群起抗议,但朝廷不为所动,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谋求改约;一面将崇厚定了『斩监』的罪名。
不过,朝廷并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备战以外,由李鸿间策动英、法、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