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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二书，则公之所以启沃其君者，可以见矣。 其所谓不淫耳目，然后能精于用志；能精于用志，然 后能明于见理；能明于见理，然后能知人，岂惟君德， 凡治学治事者皆当服矣。其所谓改更施设本末先后小 大详略之方，宜博论详说，则又事业之本原，而神宗 后此所以能信之笃而不惑于铄金之口者，盖有由也。
其论馆职札子第二云：
陛下自即位以来，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 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无行义者。此等人得志则风俗 坏，风俗坏则朝夕左右者，皆怀利以事陛下，而不足 以质朝廷之是非；使于四方者，皆怀利以事陛下，而 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效见于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亦在亲近忠良而已。
呜呼！吾读此而知熙丰间用人有失当者，其责固 不尽在荆公矣。神宗求治太急，而君子之能将顺其美 者太寡，故于用人若有不暇择焉。此则神宗之类累， 而亦荆公之类累也。
第九章 荆公之政术
（一）总论
世之议荆公者，徒以其变法。故论公之功罪，亦 于其所变之法而已。吾固崇拜公者，虽然，史家之职， 不容阿其所好。今请熟考当时之情实，参以古今中外 之学说，平心以论之。
元兴以降，指凡公所变之法，皆曰恶法。其为意 气偏激，固无待言。然则公所变之法，果皆良法乎？ 此又吾所未能遽从同也。吾常谓天下有绝对的恶政治， 而无绝对的良政治。苟其施政之本意而在于谋国利民 福，殆可谓之良也已。虽然，谋焉而得焉，则其结果 为良；谋焉而不能得焉，则本意虽良，而结果反极不 良者有焉矣。故夫同一政策也，往往甲国行之而得极 良之结果，乙国行之而得极不良之结果；甲时代行之 而得极良之结果，乙时代行之而得极不良之结果。此 政策者果为良耶？不为良耶？曰：是无可言。其有可 言者，则适不适而已。
荆公所变之法，吾欲求其一焉为绝对的不良者而 不可得，以其本意固皆以谋国利民福也。然以荆公而 行之，则其适焉者与其不适焉者盖相半而已。荆公诵 法三代，谓其法皆三代所已行之而有效者也，三代则邈矣，而载籍又不可尽信，其果曾行之与否，吾未敢 言。虽然荆公则尝以小试诸一郡一邑，而固有效矣。 不宁惟是，以吾所见闻，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 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而新与之德意志为尤夥，而其 成绩灿然。既若是矣，荆公同操此术，而又以至诚恻 怛忧天下之心出之，而效不大睹何也？殊不思三代以 前之政治家，其所经画者，千里之王几耳，否则数百 里之侯封耳。而今世欧洲诸国，其大者不过比吾一二 省，其小者乃比吾一二县也。故以三代以前行之而有 效者，今世欧洲各国行之而效者，荆公宰鄞时行之， 其收效当与彼相等，是敢断言。及夫宰天下时行之， 其收效能否与彼相等，是不敢断言也。
吾读国史，而得成功之政治家数人焉，曰管仲， 曰子产，曰商君，曰诸葛武侯。夷考其所处者，则皆 封建时代或割据时代也；其所统治者，则比今之一省 或数州县也。乃若大一统时代，综禹迹所淹而理之， 则欲求其运精思、宏远猷，使全国食其赐如彼数子者， 盖未之有。其有一焉，则荆公也。而所成就，固瞠乎 后矣。吾于是窃窃疑吾国之政治家，宜于治小国，而 不宜于治大国。及环而思夫吾国以外之以政治家闻于 后者，彼来喀瓦士何人耶？梭伦何人耶？吾国之一里 正耳。彼士达因何人耶？加富尔何人耶？俾斯麦何人 ？＇…＇ 耶格兰斯顿何人耶 ？吾国之一巡抚或总督耳 。若夫 罗马帝国之盛，与夫今之俄罗斯，求其比迹彼数子者， 又何无人也。吾乃深思而得其故矣。所谓大政治家者， 不外整齐画一其国民，使之同向于一目的以进行，因 以充国力于内而扬国威于外云尔。欲整齐画一其国民， 则其为道也，必出于干涉。今之以放任不以干涉而能 为治者，惟英美等二三国而已。然其所谓放任，已非 犹夫吾之所谓放任，而况乎其前此，盖皆尝经莫大之 干涉而始有今日也。自余诸国，则莫不以干涉为治者 也。非惟今东西诸国有然，即吾国古代亦莫不有然。 管商诸葛，皆以干涉其民而成治者也。周官为周公之 书与否，吾不敢知；其尝实行之与否，吾不敢知。使 果为周公之书也，果尝实行也，则干涉其民最密者， 莫周公若也。准此以谈，则干涉为政治家唯一之手段， 抑章章矣。而此手段者，行诸小国则易，行之大国则 难。小国行之则利余于弊，大国行之则弊余于利。是 故畴昔之治大国者，惟有二法焉：一曰威劫，二曰放 任。威劫者字曰民贼，其不足语于政治家无论也。而 放任亦决不足以称政治家，未闻以政治家而卧而治其 国者也。且既曰放任矣，则夫人而能之，且并土木偶 而能之，而安用此种政治家为也？我国数千年之历史， 凡一姓之初兴，必以威劫为政策，如汉高祖、宋艺祖 之时代是也。及经数叶，则必以放任为政策，如汉文 景宋真仁之时代是也。放任既久则有乱，乱则有亡，亡则有兴，有兴则有威劫，威劫既倦，则返于放任， 如是迭为循环，若一邱之貉焉。此政治家所以不产公 其间也。虽然，吾无惑乎其然也。舍威劫与放任两者 之外，执其中者惟有干涉之一途，而大国之难于干涉 且弊余于利既若彼矣，故吾窃以为太大之国，利于□ □之武夫以为舞台，利于碌碌之余子以为藏身薮，而 最不利于发强刚毅文理密察之大政治家。自今以往， 交通机关日渐发达，其大国壹如畴昔之小国，则政治 家之成就也较易。而在畴昔，则天下至难之业殆未有 过是也。以荆公之时、荆公之也，而欲行荆公之志， 其难也，非周公比也，非管仲、商君、诸葛武侯比也， 非来喀瓦士、梭伦比也，非士达因、加富尔、俾斯麦、 格兰斯顿比也。其难如彼，则其所成就仅如此，固其 宜也。其难如彼，而其所成就尚能如此，则荆公在古 今中外诸政治家中，其位置亦可想见也。
且同是干涉政治也，而其程度亦有浅深之异焉。 程度浅者行之较易，程度深者行之愈难。荆公之干涉 政治，有为立宪国所能行，而专制国极难行者，甚且 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诸立宪国所犹未能行者， 夫以数千年未经干涉之民，而卒焉以此加之，其群起 而哗也亦宜。然则公之法其果为良乎？为不良乎？吾 卒无以名之也。此外尚有公所以致失败之一原因焉， 曰所用者非其人，此则夫人能言之。然吾对于此说，亦与畴昔之论者稍有异同，别具下方，此不豫也。
（二）民政及财政
俗士之论荆公，大率以之与掊克聚敛之臣同视， 此大谬也。公之事业，诚强半在理财。然其理财也， 其目的非徒在增国帑之岁入而已，实欲苏国民之困而 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赢焉，以为国家政费，故发达国 民经济，实其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乃其第二目的 也。而其所立诸法，则于此两者皆有关系者也。故不 名之曰财政，而名之曰民政及财政。
第一 制置三司条例司
制置三司条例司者，公所创立之财政机关也。公 之言曰：
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 下之财。后世惟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 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 则当修泉府之法。
熙宁二年二月，遂设立此司。诏曰：
朕以为欲致天下于治者，必先富之而后可为也。 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辅臣，置司于 内，以革其弊。夫事颛于所习，则能明得失之原。今将权天下之财，而资之于有司，有司能习知其事，则 其所得必精，其所言必通，物聚而求足，是洵富吾民之术也。若夫苛刻之论，剥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