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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李克农对于延安审干运动中一时间出现的所谓“抢救”偏差，心情是歉然不安的。
对“抢救运动”，毛泽东总结说，其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195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抢救运动是有偏向的，这个偏向就是急躁地想用简单的方法把反革命分子清出来，其结果犯了逼供信的错误。”
邓小平也指出：“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对这段惨痛的经历，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第六篇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求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勒令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两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险恶用心。
王实味案（一）
“抢救运动”翻过了历史的一页，而李克农却又被牵扯进另一桩大案之中。这桩大案一直纠缠他多年，成为他心中一段隐痛。这桩大案，现已大白于天下，它，就是轰动一时的“王实味案”。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父亲王耔渭是前清举人，为人耿直，一生清寒。辛亥革命后，潢川县办了一所中学，王耔渭老人因德高望重，被聘为校长。受父亲影响，王实味从小发奋学习，他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17岁中学毕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一位老师曾当面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中学毕业后，王实味因家贫无力继续 考大学。不久，他得知开封有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招生，这所学校不收学费。王实味便前往报考，被该校录取。一年后，该校停办，王实味再度失学。不过，这一年的时间，却使王实味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为挣钱上大学，1924年，王实味去驻马店邮局投考邮务员，录取后，在邮局工作了一年。他每月只有30元的工资，除了寄4元回家给父亲，6元钱留作生活费，其余20元全都被存了起来，到1925年暑假，王实味已在邮局工作了一年，一算帐，存款已有240元了。
带着这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40元钱，王实味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去北京大学应试。
1925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一切手续办完后，手里只剩下189元了，他把180元存入了北大附近的一所邮局，其余9块钱，留作了自己的伙食费。
这位出身贫寒、历尽艰辛的青年人，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在北京大学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他一头扎进了书海之中，尽情地吸取知识的养分，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在北大，王实味结识了一位河南老乡、正在哲学系读书的陈其昌（即陈清晨）。陈其昌当时已是有一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见王实味常常进图书馆借阅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觉得他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便借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王实味读后，深受启迪，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他把自己读后的感想告诉了陈其昌，于是，陈其昌于1926年1月介绍王实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寒假开始，王实味开始了自己一直醉心的文学活动。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发表在1926年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1445期上，是一篇名为《杨五奶奶》的短篇小说。
1985年第2期的《小说界》上，评论家倪墨炎曾经这样评价这篇小说：《杨五奶奶》以短短不到3000字的篇幅，勾画出一个小集镇上仗势欺人的“母老虎”的嘴脸，而这位“母老虎”终于得到了最可耻的下场。小说的作者具有鲜明的爱憎。文章文字简练，叙事层次清楚，有些段落和对话很生动，并具幽默感。这段评价表明，王实味在生活积累和艺术素养上，都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
1927年王实味因故失去了中共党组织关系。不久，他又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再在北大继续学习，经父亲的一个学生介绍，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找了一份当文书的工作。
王实味当时已身无分文，抱着“权当住旅馆呆它几天”的想法，到南京上了班。个头高瘦、长相斯文的王实味，性格却有些易于激动，在工作中，他见到那些令人气愤的事情，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指桑骂槐。一天，他正在痛骂的时候，忽然有人悄声问他：“小王，你是哪一派的？”
王实味听罢，将桌子一拍，说：“王派！”因为自己姓王，故所谓“王派”乃“王实味派”也。
那人未听明白，以为是“汪派”（即汪精卫派），忙说：“小王，此地不可久留，这样吧，我介绍你到山东泰安中学当语文教师如何？”
王实味本来就不想在国民党衙门里当差，看到这位同事如此热心，便将计就计，让他写了封介绍信，来到了泰安。
在泰安，由于王实味常常向学生宣传“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以农民仍被剥削挨饿”等等，一年后即被解聘，又回到了南京。
王实味案（二）
1929年3月，他来到上海，1930年1月，王实味和刘莹结婚。婚后，为维持生活，他开始创作小说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据统计，他创作的小说有《休息》等，翻译的作品有：美国作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记》和高尔斯华绥的《资产者》、法国作家都德的《萨鞭》、德国作家豪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等，均被收入由徐志摩为中华书局编辑的《新文化丛书》中。应该说，王实味在文艺上是有过自己的贡献的。在上海期间，王实味和王凡西、陈其昌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大街上与王 凡西相遇。王凡西在北大时即与王实味同学，而且那时两人又都是中共党员，老友重逢，显得格外兴奋。王凡西请求王实味帮忙译一部分书，因为他妻子即将临产，正缺钱用。王实味帮了他这个忙，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
同年8月，陈其昌也突然到王实味家拜访，陈其昌曾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陈、王二人过去关系一直不错，此时在上海，遇上王实味一家经济拮据时，陈其昌还主动借钱给他们，王实味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
其实，这时的王凡西和陈其昌已经是中国“托派”的重要人物了。何谓“托派”？
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68页中，有这么一条重要注释：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刘莹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对中共中央的反托斗争情况比较了解，当她得知王实味为王凡西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后，便敏感地怀疑王凡西可能是托派，劝告王实味不要与其交往，王实味坦然地接受了刘莹的劝告，从1931年1月开始，王实味便断绝了与王凡西的联系。
1932年，王实味夫妇曾委托陈其昌介绍王实味加入左联。陈其昌明确说：“我不能办这件事了，我已不做党的工作了。”这句话使王实味夫妇对陈的政治面貌产生了怀疑，此后，王、陈二人也再不来往。
由此可见，上海期间，王实味和托派重要成员王凡西、陈其昌等人有过一段交往，王实味本人在思想上也曾接受过托派的某些观点，但他和真正的托派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高涨。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向往革命的王实味，将已经怀孕的刘莹送回娘家，自己只身来到延安。
王实味来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