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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军舰被击沉；北洋舰队有五艘军舰沉没（北洋舰队总共只有九艘军舰可以“驰骋于大洋”，这一战就沉掉了五艘）。黄海大战后，北洋舰队不敢再出海，事实上失去了对中国领海的控制权。
黄海大战后，某些中国将领甚至提出，乘我舰队主力尚存，日军也有重大损失之良机，主动进攻日本舰队。可惜李鸿章考虑到没有足够的海军经费可以用于购买新的军舰，为了保留剩余的这一点家当，执行“保船避战”策略。在接下来的威海卫战役中北洋舰队龟缩在港内被动挨打，在最后的战斗中，北洋舰队击沉敌舰两艘，鱼雷艇五艘，而自己则全军覆灭了。计有定远（自沉）、来远、威远、蜻远等军舰被击沉；镇远号等十一艘军舰，十二艘以上的鱼雷艇以及难以计数的军用物质、弹药和器械被日军缴获。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想重建北洋舰队，虽然又逐渐地添置了一些军舰，也设立了北洋统领及帮办官，总理海军事宜，但已不成军。后来一九零九年，清政府成立了海军事务处，将南洋、北洋各舰改编为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北洋海军连名义上都不存在了。
痛定思痛，剖析北洋舰队的覆灭的原因，其实除了战争中的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指挥错误等因素以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北洋舰队的失败更深层次的败因则在于平时的养兵。
养兵方面清政府首先还是下足了功夫，为北洋舰队斥巨资。一八八零年，在天津成立了水师学堂和鱼雷学堂等配套设施，一八八一年起，先后修建了威海卫和旅顺口两个海军基地，在天津设立检修船坞，一八八二年聘请外国专家英国人琅威理（W。M。Lang）、德国人式百龄（Sebelin）来做总教习。可惜这种有见地的投资建设是虎头蛇尾。
而且不管什么好东西只要一到中国这块孔孟儒教的特殊土壤上就走了样，清朝也不例外。大清的近代化海军是从无到有。海军司令丁汝昌原是淮军将领，李鸿章的门生，地地道道的陆军将领，靠着裙带关系成为北洋舰队的司令，清朝采购军舰时他曾出国考察，但从来没有受过海战指挥的培训，完全是个外行。而指挥黄海大战就是这位，虽然最后自杀殉国，但专业不对口，外行指挥内行，中国海军焉能不败？清政府于是专门请来英国专家琅威理为海军衙门的副提督，琅威理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在海战方面是个行家，清朝政府给他的工资比较高，他为北洋舰队的真刀实枪的训练，日常管理等方面做了许多的实事，口碑也不错。因此当时北洋舰队中流传着一句名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琅威理名义上是北洋舰队第二号人物，但实际上权力还不如一个管带（舰长）。感觉到被中国人耍弄了的琅威理最后愤而辞职了，琅威理回国后成为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司令。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再次花重金想请回琅威理，但被后者拒绝。
琅威理走了以后，北洋舰队的训练开始流于形式，每次开炮都是首发命中，但不是针对实战，其中水分很大。黄海大战中扬威、广甲两舰的自行撞毁则事实上证明了北洋舰队平时训练的差劲，队形变换都出错了。黄海大战以及后来的威海卫之战，我们的许多军舰不是被日本人的大炮轰沉，而是被鱼雷击沉的，则从一个侧面说明，北洋舰队在鱼雷战方面是一个薄弱点。舰队日常管理也日渐松懈，《北洋海军章程》有成为一张废纸之嫌，北洋舰队的海军军官们大都是毕业于福州船政局的福建籍人士，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很强的福建帮，而丁汝昌一个人是安徽人，所以他“威令难行，操练松弛”。军舰也被军官们用来作为走私、货运生财的工具。舰队司令丁汝昌带头在刘公岛上购置地产，大兴土木，包养小老婆，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北洋舰队的军官们不愿与士兵同甘苦居住在军舰上，而是搬迁住入了豪宅大院中。这种管理失控在世界各国的海军中是不多见的，海军军官在服役期间就应该住在军舰上，节假日另当别论。
军事优势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八八七年起，李鸿章为了向慈禧太后献媚，同意将海军经费挪用去修建颐和园，遂不再添置新舰。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组建现代化的海军，本来与我国有着较大的差距，日本联合舰队的兴起创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受了北洋舰队的刺激，北洋舰队的铁甲舰曾经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日本人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军舰，眼睛都流血了，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为购买军舰而捐款，要建立日本人自己的舰队，目标就是要能打沉北洋舰队的铁甲舰，不过到直到黄海大战时他们还是做不到这一点。【引用书友魔的上铺兄提供的资料：最后战果为“定远”中弹一百五十九发，死十七人伤三十八人；“镇远”中弹二百二十发，死十三人伤二十八人。“定远”、“镇远”两舰的装甲及炮塔护甲，被日舰炮弹击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无一穿透，特别是“定远号”装甲没有一处被炮弹穿透，而且炮塔也没有发生任何故障”。战至最后“定远”、“镇远”仍能率领余舰转入反攻，追击日舰。】
镇远号参加了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的海战退回威海卫军港时触礁（唉~~~令人叹息，在自己军港的航道上触礁，可见这些水兵的驾驶技术都不过关）。舰长林泰曾气得要死，当场就自杀了。改由杨永霖任舰长，杨永霖和外国教习勾结，与日本人签订了《威海降约》，把镇远号交给了日本人。定远号困守威海卫军港，被偷袭的日军鱼雷艇击成重伤，刘步蟾下令将舰开至铁码头以东海面充作炮台，炮弹打完后，刘步蟾下令毁舰，用鱼雷将定远号炸沉。
日本人一直以北洋舰队为假想敌，进行有计划的建设和筹划，对中国海军的风吹草动十分关注，不断地派间谍来刺探情报，听说北洋舰队请了外国专家，他们也请；听说北洋舰队在进行军事训练，他们就提心调胆。后来他们的间谍看到北洋舰队的官兵军纪懒散，沉迷于赌博，军舰上挂满着水兵的衣服，炮管被用来作凉衣架，就知道中国海军的管理和水兵的素质低下。一个间谍用手在定远号的大炮的炮口里面一摸，发现全部是灰尘，于是日本人对北洋舰队算是真正地知根知底了，该间谍回国以后在给天皇的奏折中就强烈要求趁北洋舰队还不是大日本海军对手之际对中国开战，消灭北洋舰队。所以他们才敢于在甲午战争中悍然发动在黄海的偷袭战。战场上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离不开平时养兵阶段的日常积累。
（本文系原创撰写，版权归作者彭志文所有，文中观点系个人意见，仅供参考，转载请署名作者。谢谢！）
正说真实的梁山英雄和宋江起义
更新时间2006…7…29 10：46：00 字数：1312
《水浒传》描写的是北宋末年，水泊梁山宋江等一百零将纵横在山东，驰骋于河北的英雄故事。跟《三国演义》一样，梁山英雄的故事有着真实事件作为背景，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最初确实是以梁山泊作为斗争基地的，宋江等人在梁山泊呆了四五年的时间，然后于宣和元年（1119年）离开，转战于青州、齐州、濮州等地。据说，宋江义军的旗号上写着，“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江湖义气，可能是《水浒》成书思想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宋宣和遗事》里提到的宋江等三十六梁山好汉，据说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水浒传》的雏形。这个最早版本的三十六天煞星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水浒》版本有着一定的出入。
其实在施耐庵动笔写作以前，民间就已经在流传着关于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话本、戏剧和传说。《水浒传》最终的成书，无疑借鉴了杂剧戏曲的刻划，对其人其事进行了全面“包装”，其距事实肯定有着差距。
《水浒传》问世还牵涉到一个反盗版的故事在里面，据说施耐庵刚写出来就被人盗了版。施耐庵一气之下通过大量地加花，对作品进行修改，把三十六雄改写成为一百零八将。
当时苏州有一个永庆寺是江南名刹之一，建于陈武帝永定年间。寺内有大雄宝殿、罗汉堂、天王殿、生死殿、文昌阁和金仙和尚塔等建筑。罗汉堂放置有一百零八个罗汉。施耐庵曾寄居于此寺写作，他反盗版而后创作的一百零八个好汉很可能是受到了永庆寺罗汉堂的罗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