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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不放心，又间，蒋有无答应保全陈仪的性命？毛人凤说，当然没有问题。汤恩伯甚感欣慰。
毛森认为，毛人凤没有把汤恩伯的全部要求禀告蒋介石，是从毛人凤讲到宿怨一节作出的推论，恐怕未必准确。按照当时毛对蒋的忠诚，严然超过他对戴笠的程度。早年，于军统有“公道”，“婆心”之说，戴做恶人，毛做“菩萨”，许多看似背着戴笠干的事，其实毛事前大多征得戴笠的同意，或者事后向戴笠禀明，通常不打“闷包”。由此推论，毛也不会在这么大的事情上，对老蒋隐瞒，很可能是说了全部情况，再向老蒋建议，暂且答应条件，有利于稳住汤恩伯，否则，汤兵权在手，惹反了于大局不利。同时，再向老蒋要求，把陈仪托付给自己，以利日后清算。据徐远举回忆，毛人凤曾对他讲过，向蒋介石汇报陈仪的事情时，蒋又惊又怒道：“陈公洽，我有什么对不起他呀，他从浙军校降过来，如何重用他呀！今天他来叛变我？”后来，毛人凤一到上海，伙同毛森作出安排，将陈仪转押到浙江衢州东门街开明坊1号小楼汤恩伯的公馆，看守的却是浙江站站长毛万里，陈一经押到，立即受到了审讯。可见，毛人凤根本就没有顾忌汤恩伯的要求，如果不是蒋介石事前有默许，他绝不会如此。
总之，毛森的猜测也罢，逻辑的推论也罢，有两点毋庸置疑：一是毛人凤对汤恩伯的阳奉阴违；二是对陈仪雪耻报仇之心未泯，暴露了他阴狠的一面。
唯“蒋”是尊
3月初，毛人凤以“总裁办公室”要员，“毛记保密局”首脑的双重身份跑到重庆，一是为老蒋退守西南的反攻战略作准备，二是针对待工组织突然出现的混乱状况，亲自站出来明确立场，统一思想，排除干扰，协调一致。保密局站组负责人会议计划于3月17日召开，参加的有云、贵、川、康、陕、甘、宁、青、新（疆）、粤、桂、湘、鄂等十多个省区。毛人凤为了准备得充分些，提前半个多月来到重庆，着重对西南特区的工作进行调查，发现“徐记保密局”近来的活动，已经严重干扰了整个外勤站组的“正常”工作。徐远举皱着眉说，杨虎城虽然去了贵州，但李宗仁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压力仍然很大，徐志道又态度积极，怂恿鼓励大家跟李代总统走……
毛人凤听着部分站组头头的“诉苦”，心里把徐志道恨得牙痒。当初，搞“真假保密局”，所有底细都交代清楚了，徐竟仍敢出尔反尔，看来，蒋、李之争已经在真假保密局之间展开了。
毛人凤的估计不错。自从释放杨虎城受阻后，李宗仁便萌生了拉拢徐志道，拆散毛、徐双簧搭挡的念头。1949年2月5日，行政院长孙科宣布行政院南迁。国防部属行政院，保密局自然要跟着去广州，李宗仁认定，这是个好机会，便把徐志道召来，对他说：“徐局长，希望你能当一个真正有职有权的保密局长，我全力支持你！”听着李宗仁充满蛊惑力的话音，徐志道怦然心动，半个月来的傀儡局长，已使他暗生不满，但自忖在保密局的影响，还构不成与毛人凤分庭抗礼的气候，一时语塞，不知是答应李代总统好呢？还是拒绝李代总统好。李宗仁何等精细，一见徐志道的模样，便知堡垒有了从内部攻破的可能。不久，保密局迁到广州，不知事先有人鼓劲，还是南方的气候激人躁动，一班麇集在羊城的老军统局广东派人士，纷纷前来煽风点火，怂恿徐志道摆脱毛人凤的羁绊，并且拍着胸脯表态：“大印在你手里，你就是正牌的保密局局长，我们都支持你！”徐志道经不起撩拨，心旌摇动，先去找舅老爷，现任的总务处处长钮殿臣商量。钮一听有自立门户的好事，当然持赞成态度。因为每次从国防部领来经费，手上过一过，大部分落到毛人凤的口袋里，心里挺难受，如果有一天，钱袋子就是自己的，那该多好！
徐志道不再犹豫了，第二个月领来经费，全部扣下，用来招兵买马，真的摆开了分庭抗札的架势。这时，“徐记保密局”的主任秘书涂寿眉和业务处长黄逸公，本是毛人凤安插的亲信，目睹腋下生变，颇为踌躇。跟着干吧？
对不住毛人凤；不跟着干吧？万一李代总统立稳脚跟，毛人凤受池鱼之殃，不就跟着完蛋了吗？涂寿眉灵机一动，索性做个两面人，既不跟老徐闹翻，暗里又向毛人风透些风声，黄逸公不擅玲珑，为了一把处长交椅，终于“附台”，替徐志道摇起了鹅毛扇，第一个大主意，就是让徐拿着国防部给的经费，去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匪霸武装，重新成立保密局的外勤组织。
毛人凤拿不到经费，又惊闻广州那边传来的消息，十分生气，特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奉劝徐志道不要上外人（指李宗仁）的当，分裂团体，继续跟毛先生合作。这时，站在一旁的黄逸公插话说：“毛先生应该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志道多少还有点怕毛人凤，不急于马上闹翻，于是，缓了缓黄逸公的话锋，表示同意“合作”，但请毛先生多多体谅，今后两个保密局分经费时让自己多分些，招兵买马也是为了团体的利益。
廖宗泽拿着徐志道吐出来的一小部分经费回上海，毛人凤立即着手策划两件事。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否则“毛记保密局”就无法维持，弄得不好，让徐志道反客为主就糟了。于是把潘其武、张冠夫找来，张冠夫说，我们不是受总裁之令，正协助汤恩伯抢运大批金银和物资去台湾吗？何不就此重操“三有”旧业，利用转道香港的机会，赚它一票？毛人凤一拍桌子叫好，立即要张冠夫和刘方雄着手实施。刘方雄过去在香港当过站长，人头熟，关系多，持起裤腿下商“海”，果然有了发财致富的兆头。第二件事是确立正宗，重申“毛记保密局”在特工系统中的领导地位。于是便有了3月的重庆之行。
站组负责人会议准时于3月17日召开。3月17日碰巧是戴笠的“殉难”日，借着三周年的祭奠，激发一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团体”精神，体现了毛人凤的良苦用心。果然，煽情伎俩诱发了与会人员的怀旧情绪，“诸侯”们纷纷指责徐志道自挖墙脚，动摇了几年来形成的制度，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接着，毛人凤提纲挚领，在大会上宣布：“总裁引退了，我和大家一起随总裁引退，但总裁的领袖地位不变，我们大家是领袖的耳目也不变，我们不再是国家公务员，所以代总统的一切行政命令对我们也无效。今后我们的团体名称是‘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以会长身份向总裁负责，也对大家负责！”毛人凤的政治交底，等于宣告了“真假保密局”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毛记”、“徐记”，其实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特工系统，一个忠于蒋总裁，一个归属于李宗仁。因此，对“徐记保密局”的领导地位非但不予承认，而且必须把自己内部，不忠实于蒋总裁的动摇分子，清除出去，以确定蒋介石的绝对权威。
“换马”的警示
三月会议期间，有一个变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湖南站站长黄康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北逃回来的夏松，这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
1948年“国大”期间，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到湖南当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不放心，暗嘱毛人凤对程加强监控，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保密局湖南站站长黄康永的头上。不久，湖南出现反战运动，趋势日渐走旺。毛人凤有意遏止，便命黄康永选择一个既激进又有影响的人物开刀，以儆效尤。黄康永列出名单，左挑右选，觉得省参议员陈云章比较对号，此人四处呼喊“要民主，要自由，反对内战”的口号，还大骂国民党背信弃义。为了确认选择无误，黄康永专门去请教张严佛（原名张毅夫）。张本是资深特工，现为绥署中将高参兼湖南党政军办公室的负责人，在特工系统的湖南派人士中很有威信。也不知什么原因，张严佛态度含糊，弄得黄康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致毛人凤的指令没有能迅速地得到执行。
这多少也是引起毛人凤对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表现在监控程潜的问题上，开始采取防范性的补充措施，即委托张严佛监督湖南站的工作，谁知，张严佛此时已追随程潜，秘密策划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借此机会将毛人凤交待的任务告诉了黄康永，随后又作了煽动性的试探，大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