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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下火线，其实也就等于退学。毛人凤病秧秧地斜躺在床上，一脸晦气。心想：平生难得粗豪一回，丢掉饭碗，辞别老父妻儿，千里奔赴疆场，结果弄得从戎不成，反而身心交瘁，几成废人。“往后能干什么呢？”他不敢细想，只觉得被感伤和惆怅重重地包围了，再数数军校发下的那点可怜的善后费用，连支付看医生的钱都不够。怎么办呢？颠来倒去，只得硬着头皮给家里写信。谁知祸不单行，接到汇款的同时，也得到了老父亲病重的消息。
顿时里，亲情伤心一齐翻将上来，难过得一整天没沾水米，亏得旁人从中解劝，喂汤送药，身子才算离了病床。毛人风估摸着再过三五天，手脚硬朗了，便可启程返乡，偏偏等不得从容，浙江那边传来了噩耗，急得毛人凤来不及与熟人告别，当夜上路，匆匆赶回奔丧。抵达江山县城，正是1926年暮春的一个深夜，为了第二天赶早路，他去悦来客栈投宿，想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做梦也没想到，在这里竟撞上了戴春风。
快三十岁的人了，心情跟早年没什么两样，毛人凤又像是充了电一样，攥着戴春风的手直摇，一身的疲倦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于是，把酒夜话，倾倒酸苦，直聊到烛灭天白。此时，毛人凤才知戴的遭际也不如意，唯一不同的是，戴依然自信无比。“或许这还是条出路。”毛人凤喝干了杯里的酒，把自己在广东的所见所闻一一告诉了戴春风。他知道戴性格中的搏杀成份很可能与硝烟的血腥投契，就竭力怂恿他去投考黄埔。戴春风听得过痛，又借着酒热，当下应允。第二天，一个急急奔丧；一个要筹措盘缠，匆匆地分了手。戴春风回到仙霞乡，凑足了路费，直奔广东，并改名戴笠，正式考入黄埔军校。真可谓：栽花有意，插柳无心，戴笠自此平步青云，登堂人室，这也为以后的戴毛携手、抗瀣一气打下了契机。
“代理”秘书科长
办完丧事，嘉湖小学肯定回不去了，且不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的道理，单是江山县教育局的那份恼火，已经用“擅离职守”的恶名表达了出来，毫不容情地把毛人凤的教席职位剥夺了。有几个过去暗存芥蒂的士绅，趁机落井下石，打算举控毛人凤“投赤”
（当时统治浙江的孙传芳正是广东方面的死对头），吓得毛人凤闻讯而遁，偷偷溜到了老六毛善高就读的上饶中学躲了起来。未几，北伐军攻占了江西，又下浙江，毛人凤才松了一口气，携弟还乡。好笑的是，局势一变，人脸也变，昨日之“罪”，如今倒成了光荣经历。县教育局派人把嘉湖小学的聘书送上门来，还口口声声地要求他去县里宣讲大革命的道理。毛人凤应也不是，推也不是，心里却把人情世故看了个透，就像歌谣里唱的：“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会什么客，穿什么衣。。。正在这时，十多年没通音讯的老同学周念行回来了。原来，他从省立八中毕业后，径直去了日本，考入明治大学政治系。毕业回国即投身北伐，眼下已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力湖北省黄肢县县长。这次是；临上任前回家看看，老同学不期而遇，三言两语，便说到了公干上。其时，革命草成，处处需要人才，周念行便向毛人凤发出了邀请，并答应带者六一起去。
黄陂在鄂中是个二等小县，依周念行原拟，毛人风是分派在秘书科长的职位上。不过，公事公办，还得履行一下手续，即呈请省民政厅委任。一般情况下，类似秘书科长之类的幕僚官，上面无从计较，所谓呈请，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偏偏这回不同，那个替厅长捉刀的主任秘书，下了一个暗扣，故意拖着不办，想从中索贿。周念行初入官场，未脱尽书生意气，凭着一股刚正，就是不附合，最后只得以委任科员报民政厅备案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然后再让毛人凤代理科长。这样一来，毛拿着科员的薪水，干科长的差事，挣了脸面，亏了宦囊，尽管如此，他仍然干得十分认真。
当时，县政的重头是整理北洋时期遗留下来的征收弊病，涉及到惩贪选廉、核查资产、清丈土地、重订税则等几个方面，如果上边没有靠山可依，面对贪官污吏、奸商劣绅的联手抗衡，毛人凤真有点心怵。幸亏周念行吃了秤砣，铁下心来要干出点名堂，毛人凤被牵带着也事事躬亲，毫不懈怠，每一项工作如何计划，如何入手。怎样进行，他都细细斟酌，谋定而动，一年多干下来。居然颇有声色，“怪不得戴兄那么看重他”。周念行体会到了老同学的才干，时下时地要夸赞几句。尽管按绩叙劳，毛人凤曾强烈地预感到科长前面的“代理”二字行将抹去，但脸上却丝毫不露骄矜之色，工作反而更加勤勉了。
六年“蜗居”
然而，心机再沉稳，也抵不过局势压人，不知怎么搞的，省政突然牌子一翻，落到了新桂系手里，治道跟着换了味儿。随后，一股“鄂人治鄂”的旋风又刮得甚嚣尘上。周念行是桂系的死对头蒋介石的浙江同乡，用不着考察。就被划人清理的行列。于是，上峰随便捏了个理由，把他“调省听任”了。
主官一倒，毛人凤抓瞎，不要说“科长”二字，连同“代理”一块儿捋了，只剩下单单薄薄的一个身子漂泊异地，看看混不下去了，索性卷起铺盖回了浙江老家。
贱出山，穷还乡，毛人凤又一次尝到了受挫的苦头，憾叹之际，怜惜进取之心，苦干强索，结局仍挣不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道。自此，不再焦躁，静下心来等候那破晓的一鸣。几年里，他抱贱守贫，安于微职，一会儿在温岭县土地局充任股长；一会儿在衢广公司干干文书；一会儿又去衢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里当当秘书，归拢起来，都是些比芝麻绿豆还小的官，用毛人凤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四两白于，二两花生米”的勾当，刚够混饭。但他照样干得认真尽职，不出怨言。尽管环顾左右，老同学中有姜绍谟、王莆臣发迹在前；学生中有周养浩出息在后，都不足以推动他迎合攀附。就这样苦熬苦等了六年，直到1934年夏天，戴笠拍来了一份召唤电报，毛人凤才怦然心动，决定结束“蜗居”的生涯。经过了一番准备，便揣着重燃的希望之火，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一拍即合
戴笠电召毛人凤，说起缘由，毛人凤的弟弟毛万里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初，毛氏兄弟随周念行在湖北黄肢公干，毛人凤当代理秘书科长，毛万里是个小科员。后来，新桂系控制了鄂政，周念行“调省”另用，毛万里自然也跟五哥毛人凤一样“晾”了起来。但他心思活，耐不得寂寞，颇有“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浪迹习性，在浙江窝了一年多，混不出个人样儿，便拔腿奔了南京。找到当教育部总务司长的老同学姜绍谟，被安排在总务司里当差。若论大小，高不出“四两白干，二两花生米”的档次，只图守着个金陵都城，也算开了眼界。
就这样捱到了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民族矛盾日趋白热化，于是在一片“共赴国难”的呼喊声里，国民党各派开始“大合作”，国民政府重新改组，教育部长一职落到了“CC系”手里，姜绍漠不是团体中人，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自然显得格外生分，他稍加思忖，便以为教育部总务司氏是干不成了，当即递出辞呈，卷铺盖返回江山老家。毛万里遭受池鱼之殃，怎敢再吃教育部的官饭？只好跟着一起走。途经杭州时，突然从报上看到浙江警官学校招生的广告，心想：三年闯荡，落得一文不名，与其回家让人指戳，不如寻个新的所在，碰碰运气，想到这里，定下了报考警校的念头。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想不到这所坐落在杭州仓桥上的警官学校，竟是个大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