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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完毕，就要开始干活了。李世民下令在京城建立弘文馆（大唐中央研究院），选拔饱学之士担任弘文馆学士（研究院院士）。设立弘文馆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研究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条文；二是研究历史上各朝代的兴亡得失，为君王执政提供参考和借鉴，以保老李家子孙后代皇福永享，寿与天齐。
弘文馆设立后，李世民每天开完早会就会溜达到弘文馆来，与智囊们就各类专题展开讨论、交流意见，将那些切实可行的意见付诸实施。
都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根本体现，李世民虽说是“封建主义势力总头目”，但也很清楚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性。下面的两个故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要说当了皇帝，尤其是从乱世中走出来的皇帝，对贪官污吏那是特别的恨。为了杀鸡儆猴，以正视听，李世民想了一个不太光明的引蛇出洞的主意——他安排自己的侍从扮作普通百姓，向官员们行贿。结果一个城门官没经得住诱惑，收了一匹绸缎。听了侍从们的汇报后，李世民得意地一笑，下令有关部门把那位倒霉的城门官推出去砍了，并将他的罪行昭告天下。
一般来说，皇帝要杀人是没人敢阻拦的。可是当时的民部尚书（即后来的户部尚书）裴矩却大胆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城门官受贿固然当罚，然而根据大唐律例罪不至死；皇帝故意派人前去行贿，为君者首先做了不法的行为，所以应当分别以受贿罪和行贿罪论处；天子行为不端，不能为天下做表率，应该改正“恶习”。裴矩的一席话说的是有理有据，李世民吃了个哑巴亏，哭笑不得，但最终还是听从了裴矩的意见。
说到这位裴矩老兄，觉得有必要提一下。他是隋朝旧臣，当年大拍隋炀帝马屁，引起高句丽与隋朝三次大战的正是这位（具体参见本文开头部分）。当年一副奸佞嘴脸，现在却能尽忠直谏，归根到底，应该说此人本质不坏，只是容易被环境所左右，在忠奸之间发生了转变。这从一个侧面也间接反映出隋炀帝与唐太宗两个时代的政治风气截然不同。
再说一个故事。唐朝初年有不少候补官员为求任命而不惜伪造资历，以致于刻章办证成风。走在街上经常会被冷不丁的塞一张名片，上面写有刻章办证机构的具体报价。李世民得知这一情况后勃然大怒，下令伪造资历者尽快自首，否则一旦查出就开刀问斩。自首期过后，一名候补官员在政审时被查出资历系伪造。消息传到李世民耳中，他立即下令诛杀此人，以儆效尤。时任大理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戴胄坚决反对这一判决，认为按照法律应处以流放的惩罚。李世民再一次勃然大怒，斥责戴胄，认为如果不杀此人就表示皇帝说的话没有信用。戴胄据理力争，提出：“陛下下令杀人只是出于一时的喜怒，没有规律可言，只有法律才是政府的公信力所在。将此人按律施以流放，正是忍陛下的小忿而存政府之大信。”李世民听后想想也对，不仅没有处罚戴胄，还大大地表扬了他。当然，后来那位倒霉的伪造资历者被依律处以了流刑。
李世民不仅以身作则，带头维护法律的权威，还在执法过程中注重合理性的运用。唐朝初期，社会治安还不是很理想，不少地方盗贼出没频繁。为了给大家一个安定祥和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老百姓能够专心生产建设，政府召开了国务院扩大会议，议题之一便是如何强化治安。会中有人提出乱世用重典，建议严厉打击盗窃嫌疑人，大刑伺候（类似于“严打”）。作为一把手的李世民当场就否定了这一提议。他说：“没有人生下来就愿意去打家劫舍、偷鸡摸狗。只是由于税赋太重，劳役繁多，再加上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勒索，人们无法正常过日子，才去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如果大家都有吃有穿，谁还去无事生非啊？”
政治工作方面，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效率，降低政府支出，改变公务员比例过高的情况，贞观元年，中央政府下令把全国划分为十道，道下设州，州下设县，全国形成了中央——道——州——县的四级行政体系。同时，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主持裁汰冗员。
裁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少不了有人打招呼、批条子，甚至采取武力胁迫等非常手段，但是在皇帝的鼎力支持和房玄龄英明果断的指挥下，裁员工作进展顺利。裁员结束后中央政府在编的公务员仅剩643人。
上面说到全国被划分为十道，分别为：
关内道，包括京城长安附近地区，即所谓关中地区；
河南道，包括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主要有今天的河南、山东以及江苏和安徽的北部；
河东道，主要是今天的山西以及河北和内蒙古一部分；
河北道，主要包括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和辽宁一部分；
山南道，主要是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包括今天的重庆、湖北和河南一部分；［小说网·。cc］
陇右道，主要是今天甘肃和青海省一部分；
淮南道，主要是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一带，包括今天江苏和安徽在上述地区的部分；
江南道，主要是长江以南到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天的贵州一部分、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以及苏南地区；
剑南道，主要是今天四川省的一部分；
岭南道，主要是五岭以南地区，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两省和福建的一部分。
唐初的司法和政治算是简单的介绍了。总体而言，贞观之初的司法和政治气氛是相当好的，群臣们对参政议政都很积极，做皇帝的李世民更是带头做好表率。这样上下齐心，国家政治蒸蒸日上，社会治安也是日趋稳定。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府再能干，吃穿用度还是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否则也只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经过隋末的战乱，中原人口减少很多，大量良田荒芜，社会经济水平严重倒退。为迅速恢复经济生产，唐政府实行了著名的租庸调制度。
唐初，由于无主土地大量增加，劳动力相对缺乏，人均耕地数很高。换句话说，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大小不等的地主。针对这一情况，唐政府没有多为大地主们考虑，而是直接分田到户：每一个成年男人分田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永远归这个人了；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还给国家。凡拿到田的人，每年要向国家上缴税收粟二石，叫做“租”；缴纳绢二匹、绫二丈，丝绵三两，如果你的家乡养不了蚕，抽不出丝，也没关系，那就缴二丈五尺布和三斤麻，这就叫“调”；此外，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必需服徭役（给政府义务劳动，不管吃不管住不给钱，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二十日，有闰月加二日；如果不服徭役则可以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
为提高政策的可执行性，唐政府还另外规定：若国家有事须增加服役者，凡加役15天，享受税收优惠，免“调”，加役30天则更加优惠，“租”“调”全免；而且为避免给人民带来过重的负担，还规定了服役的上限：每年的额外加役，连同正役，最高不得超过50天。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就称作“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实施是基于当时人少地多，国家需要修养生息的国情基础之上。它的实施充分调动了最广大农民朋友的劳动积极性，政府财政收入也逐年增加。饱经战乱的关中、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很快就重现了勃勃生机。而没有太多遭受战争洗礼的江南等富庶之地的经济也愈加繁荣起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贞观初年，全国总人口不到三百万户，一斗米的价值等同于一匹绢。而到了贞观四年，一斗米只要四五个铜钱，牛羊漫山遍野，人口和物产数量都大为增加。
经济的迅速复苏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社会治安的改善。那时几乎家家都可以“夜不闭户”，当年全国被判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共计不过区区二十九人，时号“太平”。
政治、经济的全面复苏还带来了民族的空前团结。据史书记载，当时四方蛮夷归附竟高达一百二十万人之众。
第十六章 名将登场
随着大唐帝国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水平的全面提升以及国家军事力量的极大增强，李世民内心深处隐藏的复仇之火又开始熊熊燃烧起来。“渭水之盟”就像是落在他内心深处的一块顽疾，不去不快！东突厥，等着吧，早晚要让你把欠我的连本带息都吐出来！
机会很快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