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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红一方面军在兴国附近开了军事会议，接着中央局也召开了兴国会议。中央局经过争论，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并决定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前方还成立了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
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随后全方面军从兴国、于都两地开拔，到达乐安附近。
8月1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进攻乐安、宜黄的命令，17日中午，攻克乐安，20日夜攻下宜黄，22日向东进攻，23日占领南丰，三战皆捷，取得很大战果。
8月24日，红军进抵南城近郊，按原计划应攻打南城，但这时发现敌人已集中3个师17个团兵力在此固守，对红军攻城不利，毛泽东等前方军事领导人主张改变计划，放弃打南城，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及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为目前行动方针。周恩来致电中央局“南城内外险要工事硬攻未易得手，决改为暂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工作几天”。但后方中央局坚决不同意改变计划，认为“主力应绕至乐宜一带从敌之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而以小部或独立师留在南城方面以迷惑敌人。”他们下达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指示，造成红军许多被动。周、毛、朱虽一再打电报陈明情况并要求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进行讨论，直到9月26日后方中央局仍不同意变更计划，也不同意举行中央局会议。
为了革命利益，前方军事领导人决定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再向北移，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
《训令》指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对全苏维埃与红军第四次“围剿” 的策略，是以优势兵力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与红军积极进攻；对中央苏区的进攻，目前则采取坚守据点，封锁围困，于其据点附近游击进扰，镇压群众，同时积极准备全国反动力量，以求尽快向中央苏区实行大举进攻。中央工农红军为要造成粉碎反革命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要消灭敌人零星的游击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用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致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为了有把握地粉碎敌军第四次“围剿”，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战场。要求各军以师为单位分开，要派1师为掩护部队，各师分在适当地区工作和训练。军团要组织“参谋旅行团”，担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并将所到的地方制成书面报告或图表呈报给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
《训令》把反“围剿”的正确战略具体化了，勾画出了反“围剿”的战争蓝图，实际上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基本上是按这一蓝图展开的。但是后方中央局坚决不同意这个《训令》，认为“完全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部署”。并突然决定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借《训令》发难。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州举行会议，以总结1932年攻打赣州以来7个月的工作为名，“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攻打赣州本来是错误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代理人却说成是“绝对需要的”，没有攻下来则是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所致。攻打漳州是正确的，而且取得了很大胜利，冒险主义者却认为进占漳州，“延迟了北上任务之实现”。他们还批评毛泽东在江口会上提出向赣东北发展是对中央“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批评周、毛、朱、王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坚持赤化乐、宜、丰地区主张是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指责《训令》是“等待主义”，“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对毛泽东进行了无情打击。会后，中央局下令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第三次被排挤出红军主要领导岗位。毛泽东请病假上东华山养病，中央局予以批准，只要他“必要时到前方”。
毛泽东住在东华山一座小庙里，红校离此不远，郭化若得知后，便去看他。毛泽东还不知道郭化若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当郭化若谈到这些问题时，他感到吃惊和不安。毛泽东历来主张对人的问题要持慎重的态度，他不相信郭化若是坏人，当有人提出郭化若有托派嫌疑，要变动郭化若的工作时，他曾说过：“化若同志到红军工作3年了，一直接触核心机密，硬是一点问题都没出么。”现在他又能说什么呢？只好说：“共产党人有两条原则，一是相信党，一是相信群众。”这句话本身当然是正确的，但他此时这样说，既是安慰郭化若，也是安慰他自己。
此后，郭化若常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郭化若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新的认识，感到郭化若对许多大事的看法很深刻，切中时弊。他当时有病，除了参加地方的一些会议和搞些调查研究工作外，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看书，只要郭化若一去，总是坐起来与他长谈。
贺子珍那时也没有工作，在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她对郭化若能经常去与毛泽东聊一聊特别高兴。有一次她在收拾照片，还叫郭化若挑一张留作纪念。郭化若挑了一张她与毛泽东的合影。当郭化若准备收藏起来时，贺子珍又想抢回去，说：“换一张吧，合影的只有这一张。”郭化若自然是不同意了。毛泽东指着贺子珍说：“她现在与我是相依为命。”由于郭化若与毛泽东在忧党、忧军、忧国、忧民上有共同语言，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谈到深夜。郭化若还写过一首诗：西风落叶总无情，谁夺燕军乐毅缨？小寺却非楼百尺，更深听雨夜清新。
1933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瑞金，临时中央书记秦邦宪兼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人，临时中央实际上全部代替了苏区中央局。“左”倾冒险主义全面推行，中央苏区的情况越来越糟。郭化若常给毛泽东通报一些他所了解到的红军的、红校的及中央局的情况。
1933年2月至3月的第四次反“围剿”歼敌3个师，是个战役的胜利，这是应该肯定的。反“围剿”开始时，临时中央命令进攻敌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久攻不克，红军反有被敌优势兵力围于南丰城下的危险，才改变打法。随后，敌军第52、59两师从他们的战略基地出发向前方战略展开，他们以为是在自己的管区行动，丝毫不知道我军主力正集结在他们前进道路的侧翼，所以他们是处在完全“不意”和“无备”之中。我们红军将领对这样的敌人在自己面前通过，哪有不想在运动中歼灭他们的道理？不是哪一个人主张打，而是大家都主张打。东黄陂的歼灭战和草台冈的歼灭战，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两役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原则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当郭化若谈了上述观点后，毛泽东说：“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这次反‘围剿’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是对的，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1933年5月，蒋介石即开始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临时中央却不做反“围剿”准备。9月敌军开始进攻，临时中央仍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进攻敌重兵扼守的据点，连遭失败后又转为处处设防的军事保守主义。正在这时候，11月，福建成立“人民政府”，这是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的19路军在淞沪战后被蒋介石出卖，派到福建，引起该部官兵愤慨所采取的行动，即“福建事变”。19路军一面派人同红军联系，同时也同两广反蒋势力联系，以造成闽粤沿海联盟。蒋介石异常恐慌，击掌顿足，举止失措。曾哀叹“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兹奇变，至可痛心”。我党我军对福建人民政府的策略正确与否，对第五次反“围剿”胜败是至关重要的条件。郭化若曾就福建事变问题去向毛泽东讨教，毛泽东主张真诚地同福建人民政府联合反蒋，把我们的红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