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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资运人革命根据地。
到3月中旬末，通过侦察了解到的敌人兵力部署是：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蒋未到前线，由蔡代）60师和61师到兴国，另外准备新拼凑的第78师，在吉安筹建中，12师34旅和61师1个团留守赣州后方。王金钰的第5路军5个师，第28师公秉藩、第47师王金钰（兼）、第43师郭华宗、第54师郝梦龄，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一带，其后方有罗霖的第77师，分布在泰和及吉安西至安福之间地区，担任守备和“清剿”。孙连仲的第26路军两个师，第25师孙兼，进至宜黄，第27师高树勋进至乐安地区，其后方以骑兵第4师分布在宜黄、抚州、樟树地区，担任维护后方交通。朱绍良的第6路军3个师，第5师胡祖玉（4个团）、第8师毛炳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第24师许克祥进至南丰及其附近地区，其后方由分布于南丰、南城、黎川地区的新编第13师维护，第56师刘和鼎仍在福建建宁（一说集结于安远，拟向建宁前进中），尚未进入江西。这样，从赣江一直延伸到福建建宁，构成了一条八百里长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此外，在福建还有新编第4旅出宁化，新2师2旅出连城、汀州，第49师张贞部出上杭、武平。在广东，则有第62师出蕉岭。南昌行营直辖的第52师，分布在江西清江、新干、峡江到阜田一带。蒋介石虽经一次失败，但还是看不起红军，又因新军阀之间矛盾尖锐，他还舍不得拿出、一时也拿不出自己的嫡系部队来打。所以，这次“围剿”的军队仍然全是杂牌军。其中以蒋、蔡的19路军（广东军队）、孙连仲的26路军（西北军）和朱绍良的6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较弱。王金钰的第5路军，师数最多，但从北方新到，表现恐惧。这些反动军队离开南昌很快，进人苏区后前进却很慢。一进入苏区边境，就到处做工事，步步为营，不但稳扎稳进，而且徘徊不安，害怕前进。
在查明敌军部署第二次“围剿”的基本情况后，我军立即进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这篇文章仍然是毛泽东领导做的。
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毛泽东回小布开会总结经验，部署红军乘胜转人进攻，向乐安、永丰、宜黄、南丰、建宁、黎川、宁化一线以南以西地区发展，摧毁了一批地主武装盘蹈的土围子，扩大了拥有数十万群众的新解放区，对巩固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待敌军第二次“围剿”即将开始，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1年3月20日下令红军主力与敌脱离接触，由根据地北沿向南移动，即由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南移到广昌、壬田（瑞金城北）、宁都地区。并派出部队到兴国周围，监视袭扰敌第19路军。由广西左、右江转战千里的红7军，这时也到达湘赣边根据地和上 饶、崇义地区，参加整顿并筹款、训练。
3月20日，红军总部政治部下达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第二次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并先后颁发了宣传提纲、口号等。各军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同驻地群众一起开了誓师大会，各师召开了士兵大会。各军、师先后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当时红军中尚保留有“副官”这一职务）、军医会议等，总结经验，研究改善各项作战保障工作，主要是：战时参谋工作、大行李指挥、给养、战俘的收容和清理（包括清理和争取医务人员和无线电技术人员）、战利品特别是药品的搜集、处置和保管等，也讨论和布置了战前练兵。
在地方上，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都广泛地进行了政治动员，讨论支持战争的意义，提高胜利信心。与此同时，加强参战的组织工作，进行坚壁清野，组织慰问团，成立担架队、运输队、交通队、向导队、宣传队（写对敌军士兵宣传的标语传单）和俘虏收容所。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红一方面军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工作会议，讨论和规定了地方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和战术等等。为了统一指挥全区（包括赣江两岸）的游击战争，建立了东、西、南、北、中五个指挥部，划分了 10个游击区，并区分了他们的作战方向和任务，要求各区以独立师、团、营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毛泽东还在百忙中指示司令部草拟了一个关于游击战争的通令，提出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十项办法。通令是郭化若起草的，朱云卿做了修改，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后于3月7日发出。
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比第一次做得更充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震动了全国。苏区军民一片欢腾，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理解和接受；红军将士对击退敌人新的“围剿”信心百倍；根据地广大群众摩拳擦掌，积极准备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地方武装对封锁消息、袭扰敌人已经有了日益丰富的经验；地方党政机关对坚壁清野、支援战争，也组织得更好，办法更多。在敌人方面，由于第一次“围剿”的惨败，特别是张辉瓒率领的第18师（欠一个旅留东固未来）被我全歼于龙冈，张被俘，后被受他蹂躏的东固人民处决，张的人头，被放在木板上，顺赣江漂流到南昌；谭道源的第50师又遭到我军歼灭性打击，敌军士气低落，军心恐慌，其高级将领莫不个个惊心，人人丧胆。听到红军，就谈虎色变；窜进苏区，就草木皆兵。一军团业余宣传队（后为战士剧社）编了京剧清唱《鲁胖子哭头》，描绘了当时敌人军心恐慌的状态。鲁胖子是指“剿匪”军总司令鲁涤平，“哭头”是指他见到张辉瓒的人头后痛哭失声，唱词是：“哭一声张贤弟我的宿将，战兢兢听那探马报丧；那一日出征宴美酒酣畅，举杯盏祝贤弟师振旗扬；盼只盼捷报传邀功请赏，怎料得初开战败溃龙冈；那红军可长得三头六臂，竟将我精锐师一扫而光；想当年张弟威武豪壮，今日里竟落得如此下场；且止住哭丧泪垂首思量，不由我一阵阵胆颤心慌；怕只怕那红军不同凡响，说不定哪一日进逼南昌；悲只悲我这班虾兵蟹将，不知道又该谁去见阎王；叹只叹这残局如何收场，南京城老头子又要骂娘。”
1。毛泽东力排众议
但是，第二次反“围剿”也有困难的一面，除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外，就是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向忠发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米夫器重的王明，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抛出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提出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冒险主义纲领。会上虽然选举了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主席，但实际领导权落在得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王明之流，早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时就诬蔑党中央理论水平太低，说将来中国革命只有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回去领导。这时，实现了他们的“预言”。他们大搞宗派，突击提拔，安插亲信。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改造”。当时派往中央苏区传达四中全会的代表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
在“四中全会”代表团尚未进到江西中央苏区前，“四中全会”的一部分文件已经送到。由项英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于1931年3月18日起，开了四天。红一方面军各军军长、政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冒险主义路线的序幕。会上有人在讨论反“围剿”战略问题时提出“跑” 的主张。认为敌我力量对比相差太远，无法对抗。毛泽东反对离开根据地，主张就地打仗。讨论未形成决议。
4月中旬，“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他们不满意“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传达和讨论，又于4月17日在宁都青圹召开中央局会议，虽然时间相隔快一个月了，但会议仍称是“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只开了一天，着重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和讨论“四中全会”对形势的估计，通过了若干决议。这次会议的决议，虽然也不得不承认“汀州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