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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怀疑的种子虽然幼小，但它加剧了希特勒之不安心情。老友和老同志的被清洗确实使他恐惧，使他不敢抛头露面。他私下里让现已成为他之心腹的赫斯对被害者的孤儿寡母和亲属进行抚恤（是后悔使然）。赫斯使出了浑身解数，安慰音乐评论家的寡妇说，她应把丈夫之死看作是为一伟大事业而献身。他也向她保证，帝国会给她一份养老金。斯特拉塞尔太太和罗姆的母亲也得到了领养老金的许诺，但后者却断然予以拒绝——她不相信儿子是个同性恋者（时至今日，他哥哥和嫂子仍断然予以否认）。她不愿要杀害儿子的凶手的一文钱。
希特勒也试图与巴本和好，邀请他参加7月3日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好像他从未被扣押似的。希特勒显得和蔼可亲，请副总理在平日的席位上就座。巴本大怒，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求单独与希特勒谈话。两人移至隔壁房间后，巴本把在他屋内抓人、自己的新闻官被杀一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希特勒。他要求对此事立即进行法定调查，并坚持要立即宣布他辞职。希特勒予以婉拒。于是，他便立即前往本德勒大街去见他的老友冯·弗立普将军。一见巴本，参谋总长竟睁大双眼，好像见鬼似的。“你看到了，我还活着”，巴本说，“不过，该阻止清洗了。”他问，不是你弗立普首先阻止清洗的吗？参谋长腼腆地解释说，“没有勃洛姆堡或兴登堡的明确命令”，他是无法行动的。前者“严厉地反对干预”，后者又找不着。
在内阁会议上，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军队，对希特勒如此神速地粉碎了叛国分子表示祝贺。这就给了希特勒一个把他的残酷的行动变为有理的天赐良机。“船上发生叛乱时”，施维林·冯·克洛西克记得他说过，船长不能等到上岸后才采取法律行动。他必须在起事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
内阁成员（包括司法部长在内，他的一个右派朋友被杀害）没有一个是反对的。接着，阁僚便着手去做他们被集合起来要做的事：颁布一项法律，宣布6月30日、7月1日和2日所采取的措施”为合法，是“保卫国家的紧急措施。”
要求辞职的官员并不止巴本一人。巴伐利亚司法部长也主动提出下台。“人们在大洋中间就弃船吗？”希特勒刻薄地说，“我跟许多人都吵过架，但我得把一切都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们是战争中的一支军队。”他辩解说，正义与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别忘了，每个革命都有它自己的受害者！”希特勒明白，对于清洗，弗兰克是反感的，但现在已无可挽回了。
“我的死敌太多了。现在，一切都得靠我的权威。”弗兰克说，警方的权力太大，众多党员又将法律握入自己手心。希特勒回答说：“只有把政治需要交给其它机关，法律和监察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
对集中营越来越多一事，希特勒居然也有个答案：“如我与莫斯科一样，有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那我就不需要什么集中营……世界上有谁在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的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世界上的犹太报刊之所以追逐我，是因为我反犹。斯大林先生是他们的心肝宝贝。”弗兰克把辞呈撕成了碎片。
巴本却没有如此容易说服。他坚持要他的新闻官的残骸——骨灰盒——并在施安贝格公墓举行适当的葬礼。希姆莱警告说，这可能会招来公众的游行示威，但巴本置之不理。他不但在葬礼上发表了一起动人的讲话，而且还不断写信猛轰元首，对继续监禁其4名下级人员提出抗议，并要求对其新闻官之死进行公开调查。希特勒变换手法，装出一副耐心的典型的样子，劝巴本勿操之过急。他说，在48小时内国会将举行特别会议。听取关于清洗的全面解释。到那时，他将以元首的身份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包括“过份热情”时所发生的不幸事件。
7月13日是星期五，克罗尔剧院周围戒备森严。一位老外交家评论说：“在其它国家，政府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情形我见过不少，但是即使在沙皇政府处于最危险的时期，我也未见过这种情形。”从总理府到讲台的路上，两边都有警察和党卫军重兵警戒，剧院的各个休息厅都被反复搜查。大小进口处都由头戴钢盔手执大刀的军队把守，礼堂内则安插了众多的便衣暗探。“美国、法国和俄国大使均拒绝出席——没有人看不出，在缔造政权的人们中，一个狂暴的、既敌对又恐惧的时期开始了。”
上午8时，脸孔严峻的希特勒走上讲台。他扶住讲台，好像要保持平衡似的。他伸出一臂，生硬地行了个抬臂礼，接着便以较往常更严厉的声音开讲，似乎在向听众保证，他希特勒已再次控制了事态。关于清洗，他作了一个冗长而动人的解释。他解释说，清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各个集团采取了叛国的行动。他将这些集团称为“破坏分子”和“国家的病态敌人。”这可谓是在描述早期的他——以及他现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天生的讲故事者的技巧，描述了事态发展的全过程，一直讲到他如何戏剧性地作出决定，亲手参与平叛。他的表演，把剧院内的每个人都弄得有如吃了符咒——外国观察家除外。在全国，人们围在收音机前倾听他的讲话——同样被弄得神魂颠倒。在美国大使馆，曾发誓不再听德国总理讲话，除公事外不再与他会晤的多德大使（“一看见此人，我就有恐怖的感觉。”）也在听希特勒的讲话，但不相信他所宣称的只有74名策划者——包括数名文官和党员——在这场丑闻中丧生。他也不相信处决了3名曾“不知羞耻地虐待过”在押犯人的党卫军之说。最后一说，显然是要说服巴本，曾屠杀像他的新闻官那样的无辜者的凶手已受到惩罚。这种言归于好的精神也以菩提议特赦而延伸至那些曾参与反叛、尚未受到惩罚的人们身上。“德国人民所能得到的珍宝是内部的秩序和国内外的和平。让我们大家都为此承担责任吧。在这一历史关头，本人准备对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在这24小时中，本人作出了生气最痛苦的决定；在焦急地考虑如何牢牢地掌握这个世界所赋予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日耳曼人民和日耳曼帝国——的关键时刻，命运再次教育了我！”
仔细挑选过的听众唰地站了起来，热情地向他鼓掌。就在高潮迭起的时刻，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也立时完成了：国会一致通过提案，把屠杀以“保卫国家安全的紧急措施”的名义合法化了。这样，希特勒便在事后获得了屠杀许可证。连片言只字的反对都没有。立法者将希特勒奉若神明，使他成为法律的唯一来源。
批准希特勒对冲锋队进行残酷的清洗和杀害冯·施莱彻尔及冯·勃莱多夫两将军的军方人士并不只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一人。军官团对两同志之死竟泰然处之，对希特勒之所为视而不见，理由是，镇压迫义是对国内和平的保证。“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结论”，卡尔·邓尼茨回忆说，“完全受内阁决议的影响。这个决议援引了国家紧急状态条文，从法律上批准了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军官们的感情感染了普通的士兵。几天后，部队进行了游行。当希特勒的敞篷车打一队士兵跟前驶过时，士兵们高声向他欢呼。“这种自发的游行”，法国武官报告说，“在德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敢于开口抗议的军官只有那么一小撮，而他们的领头人又几乎与兴登堡一样年迈。杰出的军官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玛肯森曾数次打电话给总统，希望他能阻止这场血洗运动。但他所得到的回答总是说，老头子有病，不能说话。由于屡次受挫，玛肯森便亲身前往希特勒处，请求他重新建立公众生活的正常秩序。他的话打动了元首，使他好一阵才说出话来：“可能是像您说的，元帅先生，但我也没法子。我不能走回头路。”
玛肯森决心将真情告诉兴登堡。他协助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将施莱彻尔和勃莱多夫两将军被害的经过作了详细的阐述，并要求惩罚肇事凶手。它也敦促总统将勃洛姆堡、戈培尔、雷伊、牛赖特和另外两名纳粹分子逐出内阁，并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一看守小组。提名中没有希特勒，大概是在军事专政下仍继任总理。
这份备忘录的结尾是极富感情的：“您阁下曾三次挽救德国于水火；在达能堡，在战后，以及在您当选为帝国总统的时刻。阁下，请第四次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