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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神宗问到了王安石。
面对宋神宗的恐慌，王安石表现得非常镇定。他说，天旱、水灾这样的事，就算在上古圣君，如尧、舜、禹、汤时也在所难免，都只是些自然现象。我们尽力而为就是，根本不必担心。何况这5年来风调雨顺，连年丰收，按比例来说，现在的干旱也只是偶然出现。
总而言之，这都是小事（细故），上天有它的意愿，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益修人事）。
这种回答，以我们现代人来看，王安石说的半点错都没有。本来嘛，尧、舜、禹时的大水延绵几十年，只要以人力抗争，不仅会战胜，更会留下万年不灭的美名。可是具体到宋神宗的身上，他这番话就错了。错得非常彻底，可以说，这是5年改革以来，他和宋神宗的思维差得最远的一次。
神宗说，他怕的就是人事之未修，我们都做错了！
错了？王安石稍微有了点惊疑，却绝对没有再往深里想。他有那么多的事要去做，尤其是他始终相信，神宗和他的约定，会全心全意地协助他。两人是坚定的战友。
于是他只是再次强调，只是小事，一点细故，没什么大不了！接着就又放眼天下，寻找可以生财致富，教化国民的好办法去了。
在他身后，当时年仅27岁的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王安石的态度更加印证了他的担心，不畏天的人，怎会被天所原谅？这5年来做的事，不仅人不同意，看来连天都反对啊……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安石一如既往地改革做事，宋神宗开始写罪己诏，承认自己这些年做事对人错误深重，请天下臣民共同替他回忆，都错在了哪里。
必将改正，争求上天的谅解，获得减刑处罚。
诏书经过中书省，王安石还是不在意。有什么大不了的，水旱灾出现，哪个朝代的君主都会这样做。比如近些时的宋仁宗，除了罪己诏，都能给自己加肉体惩罚，大半夜光脚到外边站着去。所以神宗皇帝这样做，也很正常，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站在王安石的立场上，的确可以这样想。试问，皇帝是同党，政迹很突出，外战超辉煌，政敌？司马光之流早就被踢出京城，到外地残喘去了。最近连唯一敢对抗的文彦博都被贬到外地，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多做事，做好事，把眼前的难关尽快度过去，才能让年青、心慌的小皇帝镇定下来。
从而对改革的信心更大！
但是现实状况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对他不利的事从这时起，一件接一件，不断地涌现出来。第一个，他的老朋友司马光从远方加急送了一份奏章，积极响应皇帝的挑错号召。
他一共总结了6条，眼光独到，我们实在有必要一条条地详细研究，才能看出大名鼎鼎、光辉伟大的司马温公有多么高超。
1，“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不知他从何得出这种结论。宋史的资料残破离乱，深究文字绝对没法证明出谁对谁错。可是后来人从宏观上就能辨明真伪。比如这一句，就算是民间因为青苗法苦不堪言，而官府居然一无所得？
那32间封桩库的钱帛是从哪儿来的？
2，“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说得不准确。上户的役是免了，可一样交钱。真要是不让上户交了，可能就没这样唠叨了。敛下户之钱不假，可按户分等，各有税款，只要不是东明县事件里别有用心的人，把等级故意搞混，有什么不公道的？养浮浪之人，这句是最脑残的一句话。
按司马光说，那些无正当职业，无不动产实业的，都是浮浪人。好，东京城里做小买卖的，夜市上的人，是不是都是浮浪人了呢？这些人就算都浮浪了，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那么国家出钱，雇佣他们做事，一来有了正当职业和身份。二来这样做了，他们就都不浮浪了，从此社会加倍安定，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3，“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简直逻辑混乱，市易法的确与民间贸易抵触，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北宋自由商业的高度运转，走回头路了。可是要注意，对国家快速积累资金却有着极大的好处，军费，这条最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均输法还是青苗法，都没有市易法来得快。
司马光居然选择无视了，“实耗散官物。”说梦话吧。
4，“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最让人忍无可忍的就是这一句。敢情只有自己的国家治理得尽善尽美了，才能走出国门，去收复失地？那样还需要关注敌人动态，寻找最佳的出兵良机了吗？最起码的战争常识都没有，不知这人写《资治通鉴》时是不是有另外一副脑浆。
另外“侵扰”，用词多好。作为历史大师，河湟之地与中国是什么关系，他居然不知道！“得少失多”，他住的洛阳离边境更近，吐蕃人和西夏人走得有多近知道不？不知道，那么闭嘴。知道，说了这些话就是该死。王韶开战前，这两国的首脑贵族都开始通婚了！
5，“团练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凶器，看来农民的本分就是种地，刀枪之类东西一律禁止触摸，以免变得暴戾。嗯，这个想法很好，和后来元朝蒙古人不谋而合，最好是让农民们提前100多年就七八家合用一把菜刀，那样就真的“纯朴可爱、便于畜养”了。
他怎么就看不见，没有保甲法之前，北宋每隔几年就会闹一次民变或者兵变，实行保甲法后这几年里，没有一启造反事件，连带着民事犯罪率都在下降。在他的眼里，居然是“疲扰农民”了。就算是疲，也是疲了有特殊身份，知法犯法的人。就算是忧，也只是忧了司马温公这样的“圣贤”！
6，“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让数字说话吧，“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合计约三千六百多万亩。其中官地约20万亩。这些土地都是假的？哪来的什么狂狡之人，怎么能说到是“妄修水利”？！
多余的话还用再说吗？大家一起欢呼，司马光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您身体健康吃嘛嘛香，不多不少就比王安石多活一年，好把北宋的大好乾坤像童年的那口缸一样砸碎……
每条都不成立，可每条都搏得了巨大的欢呼。5年了，终于有人为曾经无比荣耀，现在被逼进绝境的士大夫阶层说出了心里话。
只不过，心里话并不等同于真实话。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年人都知道，没有几颗心灵是完全出于道义良知而说话的。为的，都是生存所必需的利益。
面对司马光的突然袭击，王安石没在意。他没就此事和宋神宗会谈，也没写专门文章反驳。帝国千头万绪，改革初见成效，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呢。这么一个手下败将，突然写封奏章，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仅仅几天之后，新法，全部的新法就被突然间罢除！
这是真正的晴天霹雳，王安石被震傻了，他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甚至整个变法集团，包括号称才干突出精明强悍的吕惠卿、奸诈诡谲无耻钻营的邓绾等等反面角色，也都没有察觉出是谁做了什么，把这一切都翻了天。
这暴露出了王安石，以及其集团的最大弱点——警觉性太低，政治手段太劣。
众多的史书都说王安石此人品行高洁，私德无亏，连他的政敌们都说不出他的坏来。这一点暂时存疑，我会在后面专门论述，其实他在生前就被骂得狗血淋头了。万事都要讲证据，单就眼前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幼稚。
政治，不止是治国，更重要的是治人。就是怎么整人。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的事例证明，两派相争，根本不必驳倒对方的见解主张，只要在肉体上消灭了对手，就等于彻底胜利。
王安石就倒在了这上面，他身为帝国首相，总揽大权近5年，这是什么权威。纵观北宋历史，之前的赵普、吕夷简等宰相的任期比他长，可没一个人做到他为相时的权威。到了这种程度，居然让命根子一样的新法突然被废，都不知道怎么出的事！
还有比这更呆的吗？换句话说，还有比这更天真更纯良，不整人不搞事的首相吗？
两天之后，谜底被宋神宗解开。那根本与司马光无关，而是一个与王安石有些瓜葛的无名小卒暗中搞的鬼。这个人叫郑侠，当时的职务是个守城门的。
简单地说下这人的生平。郑侠，字介夫，福建人。宋英宗治平年间考上的进士，先到光州（司马光生地）当司法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