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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黄宗羲还在文中提出要“限制君权”，他在文中说，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不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这黄宗羲真是胆子大，看来经受过牢狱之苦，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将生死看得透了，竟敢提出限制君权。”吴应熊笑着对阿九公主说。
“还有这样的狂生？”阿九公主接过黄宗羲的文章，一看，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
黄宗羲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至于为臣者，应该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而不是其仆妾，“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认为臣是为君而设的，只“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自己的职责只在于给君主当好看家狗，而置“斯民之水火”于不顾，那么，这样的人即使“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同样是不值得肯定的。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是黄宗羲的君臣观。它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否定掉了。
“这样的人，如果在先朝，恐怕早死了一百遍了。父皇不会容下他。”阿九公主说。
“是啊，光是设立宰相这一条，就够他掉脑袋了，真想立即召见此人！”吴应熊说，黄宗羲提出的限制君权的另一主张就是设立宰相，他认为：“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
黄宗羲认为明朝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内阁没有僚属，没有力事机构，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既无实权，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于是就依靠一群凶残的宫奴（阉党）来进行统治，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专权。
“他说得确实有道理，皇兄任命你当了宰相，现在大明一派中兴之象。不过，他是有先见之明还是阿谀奉承？”阿九公主笑着问吴应熊。
第七十八章 七十二贤人
阿九公主笑着说黄宗羲的文章或许有阿谀奉承之嫌。
吴应熊知道她是开玩笑，说：“我看他不像这种小人，太史公说，文王拘而演《周易》；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说，牢狱对有些人来说，是个思考的好地方。你看，黄宗羲的文章里，还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士族高官子弟凭借家族权势以不正当方式胜过平民，并建议丞相的幕府扩大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的，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的人才，还有上书言事者等。这正是本丞相下一步要做的事。还有废金银而通钱钞的币制改革主张，都很实在。”
“这么看来，是我错了，黄宗羲确实是一位经世致用的难得人才。”阿九公主说。
圈定黄宗羲为招贤榜的榜首，吴应熊将招贤榜上的第二名给了三十一岁的顾炎武，从他的文章中，吴应熊看出，顾炎武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因为顾炎武自二十七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学识比较广博。
顾炎武的文章，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赚钱论”四个部分，他针对以前南京的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吴应熊看了，也觉得他的建议十分中肯。
在文章中，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富于民”。他也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顾炎武在文中还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他在文中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说得真是太好了，这顾炎武也是难得的人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大明人人懂得这个道理，那大明中兴，指日可待。”吴应熊对阿九公主说。
“天下兴亡，不仅匹夫有责，我们女子也有责。”阿九公主认真道。
“哈哈，确实，听说现在四川还出了个女将秦良玉呢。”吴应熊笑道：“你们女人将来也能顶半边天呢。”
说完，吴应熊继续看文章，在文中，顾炎武也和黄宗羲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在文中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顾炎武还不讳言“财”“利”，在文中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
“想不到，明末中国就有如此思想的文人。”顾炎武的这些观点和吴应熊的看法一致，这些言论和西方哲学家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基本一致，不过比密尔的观点早了两三百年。
顾炎武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也印证了吴应熊对明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判断，吴应熊在江南推行新政的信心更加足了。
而且，顾炎武作为明末的大思想家，吴应熊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白天纺织，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他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
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却屡试不中。自二十七岁起，就弃绝科举帖括之学，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六年夏，以捐纳成为南京的国子监生，他本来已经不走科举仕途，看了丞相吴应熊的“招贤榜”，才果断来参加选拔。
招贤榜的第三名，吴应熊给了三十三岁的方以智。从方以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经、史、百家知识基础坚实，天人、礼乐、律数、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
方以智确实酷爱自然科学知识，自幼塾中诵读之余，即好穷物理，曾谓“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
更难能可贵的是，明清之季，西学东渐，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学传世，一面又广泛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在崇祯十四、十六年已分别开始写作《通雅》与《物理小识》。
吴应熊觉得方以智也是一个难得的通才，可以大用。
而且吴应熊知道，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忠肝义胆，在历史上也都是抗清英雄，可以重用。不像有一些人，学识不错，但人品不行，晚节不保，比如钱谦益、侯方域等，这类人吴应熊是绝对不会选入相府的幕僚。
吴应熊在选拔中，不拘一格，凡是有一方面的特长的读书人，他都选入相府，比如王夫之，他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