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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加河畔游牧的数万土尔扈特部蒙古，则被迁到天山北麓，准格尔盆地西面的夷播海（巴尔喀什湖和伊犁河）附近，阻止罗刹人从北面南下，同时也防备还没有臣服于金国的辉特蒙古。
在利益分配之后，孙可望将安西王府，从闭塞的莎车迁至龟兹，西域都护府也设此处，并向长安上奏章，请求迁徒一千富户到龟兹，以便于龟兹能迅速成长为一座重城。
除此之外，孙可望请设安西四镇，设安西四将军，并为四将讨要一定的便宜之权。
因为西域不比汉地，四周都是异族，所以军事政事，都得由镇将说的算，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权，不能像对关中的军队和将领一样限制他们。
这四镇，孙可望也已经想好，于昆仑山北麓的于阗设一镇，命一人为总兵官，防备乌斯藏；于河西走廊的出口哈密设一镇，保证西域与关中的联系；于天山北麓故唐北庭都护府旧址，重建庭州，设一镇控制准格尔盆地，方便与蒙古贸易；于热海之西，俱兰城之东，重建碎叶城，设一镇控制三部玉兹和准格尔部。
如果这四镇能够建立起来，那金国对于西域的控制，就不是名义的控制，而是确确实实的建立起了一套军事和行政体系来控制西域和中亚地区。
与此同时，对于臣服的部落和藩国，孙可望也做出了一些规定，并达成一些共识。
这其中最关键的一条，也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一条，就是保护丝路。
丝绸之路漫长，金国没有实力保护，所以孙可望将丝路划分成几段，每个藩属或是贸易同盟境内各一段，税率根据道路的长短等因数来规定，收多少税需要由安西都督府和各国商议之后，该段丝路的控制国才能收税。
每一段丝绸之路，安西都督府只给一家征税的权力，但这一家征税之后，便有义务来维持丝绸之路的通畅，打击沿途的盗匪。
如果不能胜任，则由安西都督府出兵帮助解决，但出兵的费用和粮草，须要从该段丝绸之路的关税上扣去。
这样一来，各藩属和贸易联盟国，为了保存能够收取关税，便只能尽力维护商路的通畅。
之前，金国的货物，从关中到西域，再到中亚经过撒马尔罕入莫卧儿北部，因为沿途部落打劫，或者是各地乱收关税，征重税，让一匹上好的棉布，中途税钱就要两三两，但现在可能过路税便只要一两，或者更少了。
如此商路安全，加上税制健全之后，防止乱收税增加运送成本，那金国货物的竞争能力，就会大大提高，能运送到更远的地方，而商路通畅，关税统一规定之后，商道上的商人和货物也会增多，对于沿途各个势力而言，收入可能不比之前少，甚至还会多一些。
当然，如果有些国家，见商人和货物多了之后，起了贪心，硬是要多征税，不按金国的规矩来，那金国就只能发兵攻打，武力解决了。
这一次孙可望内政能力，在一次体现出来，他的目标和意图十分明显，执行能力也很强。
设四镇是保证金国的武力威胁，能够震慑西域，给予军事上的保证，让西域有个安稳的环境，而对于丝绸之路的规划，则是把西域给部用利益串联起来。
他是一手大棒，一手拿糖来，用利益将各部拧在一起。
在孙可望力图在西域建设一套完整的行政和统治体系，规划他的商路之时，明朝则迎来了又一次秋闱。
从甲申国难之后，明朝科举考试举办的时间，便一直比较混乱。
当初被清打得偏居西南时，为了与满清朝争夺人才，明朝再逃难之中也没有停下科举，相反举办的还相对平繁。
光复南京后，为了普天同庆，也为了弥补官员的不足，也开了恩科，至此之后，科举便基本恢复了三年一次的正常节奏。
从共治四年举办了共治朝的第二次科举之后，一晃共治七年，又到了秋闱的时间。
八月初开始，各省的秀才，便已经纷纷赶到了省城，准备参加考试，若是中了举人，便可以乘船前往南京，参加来年的春闺。
时间到八月七日，距离九日的一场考试，已经只剩下两天时间，南直隶赶考的秀才们，大多已经到了南京城。
江南之地，文脉鼎盛，本就繁华的南京城，立时就人满为患，各个客栈酒楼都住满了来赶考的士子。
一般有钱的士子，大都自己选了上好的客栈，不上进的甚至住进了秦淮河上的花船。
那些穷苦出生的士子，也有地方去，苏松或者南直各商号，早为他们建立了不少同乡会馆。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一个的圈子，最里面是的核心是父子，外面一圈是有血缘的亲人和同宗，再外面就是乡党，除了这种圈子外，还有是师生同门之间，也是一个个的圈子。
这些个圈子组合在一起，围绕着中央政府，成为大明朝这样一个大圈，但是大圈里面的小圈，却也各有各的利益与竞争。
秋闱对于各省来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以明朝现在的政治生态，哪个省出来的举子多，今后哪个省在朝廷就能分得更多利益，所以南直隶的商贾们对于南直的士子，可以说是十分照顾，各种酒楼和店铺都给予士子一定的优惠。
一些商人甚至专门拿出一些钱来，支持那些穷困的士子，进行政治投资。
这时临近考试，许多士子都放弃了温习，要么去拜见老师，要么便三五成群的去吃酒放松，打探下关于考试的消息。
一时间，各个酒楼里都有他们的身影，走到街上都能听到他们的高谈阔论，使得整个南京城，格外热闹。
南京城西一座还不错的酒楼内，因为靠近太学，里面生意十分火爆，还没到晚上，就已经坐满了许多士子。
王彦坐在一个雅间内，便听见两面房间里，士子们的交谈声传过来。
“张兄，朝廷在科举上，是三年一变，从不考八股，到加入放箭和射铳，到现在又分什么政试和事试。你是官宦子弟，可知道这个政试和事试有什么区别？”
另一个声音传来，笑道：“几位兄台不用紧张，当初朝廷说不考八股，多少人反对，担心士人不能适应，会影响科举，后来朝廷加入射艺，也是多少人说有辱斯文，但你们看现在怎么样？大伙儿不是都适应过来了么？这个政试和事试其实也是一样，我从家父哪里有些了解，其实也简单，就是政试出来的，今后担任的官职可能是以政务为主，而事试出来的则是精于一事，比如河道治理，比如工部造船造炮等事宜，具体去执行某一件事。”
“这么说来，那这个事试肯定会考些杂学之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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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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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4章政务官和事务官
科举制度本身而言，是中国发明最伟大的一项选官制度，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阶梯。
它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响深远，可同时他也存在许多问题。
单就制度而言，他已经十分优秀，在同时代找不出比他更好的，找不到可以替代他的制度，但他并不完美，因为任何制度和规定，都是聪明人和统治者，来限制普通人，维护他们利益的。
科举也是如此，考试选官的方式，并没有错，但是考试的内容，以及考什么，却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如果皇帝开明与士人共治，那考试的内容也就相对灵活，但是如果遇见独裁君主，只是为家天下，那考试的内容自然也会有所限制，考试的内容会过分的去强调对君王的忠诚，限制考试内容，僵化人的思想。
王彦的位置现在有些尴尬，上不上，下不下，他肯定是不能再去为皇帝选官，去强调对皇帝的忠诚，所以原来的八股废掉，原来考试内容只限于部分儒家经典，重孔轻孟，现在重视孟子，加入杂学。
这些都是为了冲淡忠君的思想，让人们也读一读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推广心学。
这都是在为王彦眼下的行为和所处的位置，来找合法性，王彦不希望背上骂名。
当然他这样做或许也是徒劳的，但人哪能看到以后，不管后世怎么说，他该做的还是要做的。
不过明朝向来家国不分，一味的去打压忠君，同时也就不可避免伤害了整个大明朝的凝聚力。
原来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