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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问题。
只要安抚住本单位的人，甚至用一些办法摆平单位内部，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在前不久，华新社内参选编、国内动态清样相继披露了这样的事情，某欠发达省一个经济并不算发达的、仅仅四十万人的县级市一个小小的工商局核定编制一百八十人，而实际在册人数高达近一千人，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县级工商局，这些超编的人多数是系统干部职工的亲属子女。
在内参披露之后，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和震动。
其实这还不算最夸张的，某县一收费站被戏称为“史上最臃肿收费站”。因为这个小小的二级公路收费站，竟然有职工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事业编制七十人，还向其他企业借用了四十多人。按照行业标准，这个收费站顶多六十个人就能完成现有工作任务量。
为何出现如此多的人员？
据当地官员解释，原来这个路段一共有三个收费站，后来撤掉了两个，但是这两个收费站的人员却都没减，都流动到仅存的一个收费站中，而向企业借用的个人后来由于有些企业改制，这些员工也就都留了下来。
这个原因与大部分政府机构臃肿的原因差不多：竞争上岗机制无法落实，即使岗位裁撤，人也无法裁撤；人浮于事，不少人占着编制不干事，政府机关只好到处借人干活，借过来的人又通过种种途径留下来。
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进六千人，公务员队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而是机构臃肿，平均每二十八个老百姓就要养活一个公务员，即供养比例的全国平均值为二十八：一。
也不是没有人强力推动这项改革，不断提出精简机构的措施，然而，机构臃肿是一个周期性顽症，反复治、不断改，始终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而且每一次精简之后是更大的膨胀，因为精简掉的多是没关系，真正干事的，这些人走了，运转就不畅了，所以还是得进人，不管是所谓的“借调”还是“临时工”，总得有人干事。
所以机构精简就像戒烟一样，很多人是戒一次烟，烟瘾反而增加一份，一个讽刺官僚膨胀的最新桥段是说九十年代饭店服务员见到所有客人都一律称呼为老板，而现在逐渐将此称呼改为“领导”。
社会词根的变化反映社会强势力量的变化，“老板”代表的是市场主体，而“领导”代表的是官僚集团，称谓折射出社会现实发生的微妙变化。
与其说机构臃肿是政府的顽症，倒不如说是政府的本性，因为政府代表的是权力，而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
一定数量的公务员有利于维系国家政治生活，但公务员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具有利益共同体性质的官僚集团。官僚的扩张是政治改革最大的阻碍力量。这是因为，官僚集团的扩张与政治改革的方向相悖。
政治改革的方向是“小政府、大社会”，而官僚集团越庞大就越保守，改革就越难。
官僚集团的人数扩张必然带来权力的扩张，权力的扩张反过来又带来人数的扩张。当更多的人涌入官僚集团，这个逐渐庞大的集团就会逐渐表现出天生的保守倾向，不仅不会推进改革，而且会千方百计阻挠改革。
财政收入增幅与国民收入增幅的差距过于悬殊已经引发社会整体不安，而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来养活庞大的机构冗员。
虽然现在这样的矛盾还不算十分的突出，但在不久之后肯定会凸显出来，而那时候也许就是他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陆政东看来，几次机构改革只是被迫而为之，有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味道，这种精简很难真正起到实质性的效果，这一点从公务员越来越热就能看出来。
为什么大家拼命都想往这里面钻？
道理很简单，公务员也好，干部也好，社会地位高，有面子，至于收入，稳定，表面上收入并不怎么样，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算是最普通的公务员，绝大多数都高于社平工资，至于干部就更不用说了。
有地位、有面子、有里子，自然也就趋之如骛了。
真正要消除机构臃肿，冗员过多的状况，其实也根本就不用提什么机构精简这样让很多体制中人敏感无比的话题，而是要规范权力运行，规范公务人员的行为和收入的逐渐透明。
当权力逐渐进了笼子，行为受到约束，干得不好可以辞退、真实收入受到影响，外面的人恐怕就不一定会这样趋之若鹜了，而里面不少人恐怕也会萌生去意。
这样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遭受到的阻力显然要小很多，所以陆政东的想法是安俊义去中编委办公室。
中编委由总理兼任主任，办公室设在人事部，与机构改革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由人事部中央机构编制司和地方机构编制司承担，实际上安俊义要去的就是地方机构编制司。
刘振强还兼着人事部的职务，这样调动安俊义也不用很费事。
陆政东希望安俊义一来是在部委锻炼，二来也是做些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便为将来做准备……
第212章波澜
安俊义的事情相对来说要好办一些，很快就可以调整到位，而尤金忠则要麻烦一些，还需要等待孙伟阳那边全省开始调整的时候才好动……
时间如白驹过隙，时间转眼便到了岁末，回首这一年，留在国人中的记忆很多，特别是年初的非典，相信数十年都会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
而对陆政东而言，国家的经济正如他在七月所讲的那般，即便是经历了非典的肆虐，全年经济增幅依然高涨，虽然全年还未结束，但全年增长保八的目标已经完全悬念，现在唯一的悬念是能否突破百分之九。
对于国内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在年末的世界华商峰会国家宏观经济论坛上，多位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政府研究机构的官员对于零三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回顾，并对零四年的经济发展趋势发表了意见，并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这样一个论坛性质的东西之所以受到这么大的关注，是因为在这不久之后就要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其关注热情甚至不次于年初召开的两会，中央的会议有很多，但很少有像经济工作会议这样，成为舆论焦点，让国内外如此期待的，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经济工作会议出台的经济政策，关涉整个国家来年的发展大略，二是经济工作会议出台的公共政策，虽然都是宏观主旨，但却关涉民生福祉，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都想从会议中解读一下，看看这次会议将如何影响自己。
有不少人表示从态势上看，国内经济有过热的趋势和苗头，同样也有人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如果处理不当，经济不但不会过热，甚至可能会趋于过冷。
陆政东也是很仔细的聆听，在陆政东看来持这样两种观点的人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事实和发展趋势作为佐证，只是受到所占的角度的局限，和先入为主的影响，都有点以偏概全，所以这两种观点都不能说完全正确。
陆政东也在会上作了发言，陆政东的观点是经济不能说是过热，一个理由是九点几的发展速度在我们历史上是有的，还有更为重要的是也有不少因素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比如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因素的影响，这将增加出口的成本，必然会抑制我国商品的出口。在商品出口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出口总额增长会放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没有太明显和有成效的办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不足，因而就业、收入增长有限，消费增长也就不会相应出现适应gdp增长的速度，并未正常循环，就业不能显著增加，消费增长幅度就有限。
虽然从这方面讲经济基本面没有过热的迹象，但是投资领域确实存在过热，开发区、房地产、钢铁、汽车等局部过热；投资结构是基础设施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居多。
投资拉动有一个周期，投资当然不可能全部转化，因为从投资到生效有一段时间，但是第二年有多少能转化，也能说明一点问题，历史最高是零点五，但是前两年只有零点二左右，也就是说每投入一元钱，第二年只有两角钱转化成GDP。
而其他的则要在后面陆续体现，继续加大投资，就会在后面的周期显露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投资占GDP的比重也是一个说明投资是否过热的标准，前些年投资约占GDP三分之一左右，但是近两年超过了四成，今年更是会创记录的达到将近四点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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