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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意是想回西丹岛，那里还有我的几万部下，我带着他们从圣雷吉斯打到西丹岛，转战了1/3个地球，我放不下他们。但是军委和国防部都不同意，因为“中部集群已经解散了”，那里没有我的位置，现在的西丹岛是由一个“西丹岛防卫联合指挥部”负责，指挥部的负责人是原来西大陆南部防区司令，波斯边境冲突的时候他在中波边境上负责边防，却放了20个波斯步兵师进入国境，面对波斯的大兵压境，他没有预案也没有对策，不过对着地图发呆而已，以至被人讥为“蜡像司令官”。我不知道他后来在西丹岛干得如何，从1885年离开西丹岛后至今20多年了，我没有再回去过。
最后我选了在总参做高级顾问。也许是我老了，也许是现代的战争已经变得和我们所经历过所参与过的都完全不同，总参谋长和我的意见总是格格不入，从全球战略到普通士兵的装备，我们取得一致的情况寥寥可数。
钱隆在1886年底出院，由于“身体原因”，他也没有回东大陆和他热爱的士兵们呆在一起，军委给他在云岭山北麓风景秀丽的地方安排了一个“世外桃源”，让他能够静心养病。但他后来又搬了一个地方，据说也是军委给他安排的，在洞庭湖边上的一个小别墅，风景很好。1890年时我去看过他，他身体发胖了，但思维依旧活跃。精力则已经大不如以前，他每天以写书作为消遣，给军事界留下了一大批著名的军事著作。不过我记得当我和他在别墅附近散步或者室内谈话的时候，总有一个上校副官必恭必敬的跟在后面，钱隆把这个上校戏称为自己的“影子”，永远也甩不掉。
钱隆1901年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波伦山自己的别墅里，享年66岁。他在他辉煌的前半生走过了半个地球，他的名字令敌人胆丧，但他在1886年以后的十五年里只出过二十二次门（这是在钱隆的葬礼上他的女儿哭着对我说的），从来没有在外面过过夜。
我自己在1893年退役，而苏娜在那之前的1890年就退役了。退役后我们在上海住了下来，陆屿和我们一起住到他在1902年结婚为止。陆屿长得很象陆宾，但是眼睛则非常象他的母亲。他现在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担任负责人，负责东大陆的野外考古挖掘工作。
朱良国在东大陆国防军司令的位子上干到1890年，1898年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退役。他现在是孙子军事学院战略学院的院长，依然是那么爱开玩笑。
朱良国的副手田登1885年的爆炸中失去了一条腿，他在1886年退役后，联络了一批旧部下合伙开了家贸易公司。他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现在和一个女儿一起住在东丹岛培西，他担任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的主席，很受当地人的爱戴。
蒋宾达在1895年以特种兵上将的身份退役，他现在是东丹岛特种兵学校的校长，依然每天和士兵们混在一起。
我的副手成逊在爆炸中收了轻伤，他后来实际负责了中部集群的裁撤和解散。他在1886年调回本土，担任西海岸防卫指挥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他现在还在那里，不过现在的职位是上将司令了。
我的副官沈海后来在东大陆国防军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1888年，他利用休假参加了去格力斯山脉的登山营，结果在一场雪崩中失踪。
钱遥一直做到Ayooyoo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和执行董事。1895年在她55岁时退休，她现在住在苏州，偶尔会来找我和苏娜叙旧。
我亲身参与和经历的战争在1885年就随着那颗炸弹的爆炸一起结束了，虽然真正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887年与希腊的和平协定签定为止，但是那已经不是我的战争了。我不想去重复之前许多人写下的充斥着伟大和理想的战争经历，我在这里写下的，只是我曾经作为一个士兵、一个军官在战争中遇到的看到的东西而已。每一个参与过那几场宏大战争的人都可以写自己的经历，而每个人的经历又是不同的。正如马拉扎？特希在《黯淡的日子》最后写的：“我们都打了战争，但是每个人所看到的却不尽相同。”而这是我所看到的，是我经历的战争。
第三卷第二次东大陆战争跋
在第二次东大陆战争的日日夜夜里，我一直是方帆将军的副手，如果说他经历了战争，那么我也可以说“我跟他一起经历了战争”。
方帆将军作为我军中唯一的由士兵干到将军的“全职军人”，参加了罗马战争、第一次东大陆战争、第二次东大陆战争，近三十年来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争，他都有所参与。在西大陆东大陆广袤的土地上，他指挥着我们勇猛的战士，在许多极端困难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下，战胜了无数凶悍的敌人。今日的中国能有现在的国际环境，和他们那时的流血奋战是分不开的。而我有幸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段如火如荼的战争岁月。所以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仿佛又回到那段战火硝烟的岁月，那场改变了全世界的战争。那些日子已经远去，而我的心里，那些鲜活的人物和事情仿佛就在昨天一样，永远无法磨灭。
在我在圣雷吉斯的大作战室里第一次见到方将军的时候，我并不怎样把他放在眼中——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虽然很多人评论过他的外表很有吸引力，但军人并不需要这项特质，而人们却常常会把他的成就与他的外貌联系起来，就事实而论，战场上的敌人不会因为你的容貌而决定杀死或者放过你——当时是1878年，我从西大陆罗马防区司令部转调东大陆任职，而方将军在圣雷吉斯任守备司令，正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毕业于孙子军事学院世界战略系，而方将军是从普通一兵干到当时的位置，军校出身的人往往会有莫名的优越感，认为自己作为职业军人，与并未受过完整军事教育的人相比，我们有着更加专业的精神和素质。但是在方将军身上，我意识到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方将军是天才的军事家，他在战斗中学习战略，从过往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并不断完善。他博览群书，见识广阔，用兵质实而有效，而起家于普通一兵的经历使他对士兵的安危非常关心。当中部集群在乌尔、巴比伦城与巴比伦军队展开激烈巷战的时候，他最关心的就是前线的士兵有没有足够的弹药和食物，有没有足够的医疗，伤员有没有及时的后撤……他就这些而要求前线军官所做的甚至超越了战术上的运用。他常常说：“每个士兵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当我们每少一个士兵阵亡，我们就少了一个悲哀的家庭。”他办公室的墙上永远挂着“生命高于一切”的条幅，他甚至可以为了一两个陷入敌阵的小单位而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对于他的做法，我只能说，在中部集群的士兵，是中国东大陆作战部队里最受重视的士兵，我们的士兵在作战时仍有每月三天的休假期，也不会连续作战超过五周。在我印象中，我们从未为士气问题发愁，而方将军对士兵的尊重和爱护保证了我们始终有着不错的士气，即使在东大陆的最后几仗中我们伤亡特别大的时候仍然是如此。
关于方将军早期的经历，在军队中流传很广，常常被作为神话般的故事来传说。至今西丹岛驻防部队中还流传有“方帆单手炸坦克”的故事，我听说的就有三个不同版本。而在方将军自己的回忆录中，我并没有看到这个故事，也许方将军并不看重自己的战绩吧？倒是他对自己早期的感情经历着墨甚多，这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但是军人也是人，有真实感情和充沛情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