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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母亲极力反对他的想法。儿子在奶奶身边的七年里，爷爷奶奶两个人尽心竭力，爷爷（一个退休的老工程师）负责教育，奶奶掌管生活。母亲反对大元自己带孩子的理由是他根本带不了，首先因为他是男人，还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又从来没带过孩子。
大元相当固执，他认定的事情便非做不可，非做好不可。
大元运气不错，到学校那一年刚好赶上学校自建的一个宿舍小区竣工。教授身份让他分得一套一百四十平方的新屋。当时的自建宿舍有若干福利成分，所以价格不高，大约三十几万，但这也不是大元一下就拿得出来的。凑足这套房的房款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最后东挪西借总算凑足，他和儿子有了一个家。
这时候大元生命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出现了，是他的一个学生姚吴。认识之前他只是他的学生，认识了便成了徒弟。以后几十年这两个人一直以师徒相称，成为终生不渝的朋友，那是后话。
姚吴开始只是帮师父在课上做录音，在课下将录音还原成文字。大元当老师讲课的八年里，共发表出版讲课录音稿逾百万字，单篇发表的数十篇不算，仅专著计有《虚构之刀》《阅读大师》《细读精典》《新阅读大师》《小说密码》《电影密码》。其中六成以上为姚吴所整理，工程量不可谓不大。
说起来那也仅仅是姚吴所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另外一个部分对师父大元来说同样重要，姚吴成了儿子的朋友。两个孩子之间最初确定下一个有意思的称谓，儿子叫他老大。这个称呼一叫居然也已经超过了十一年！
大元对当老师讲课这件事的热情只维持了前面四年。
在大学里的聚徒教授远不如林散之在自家院落里来得惬意。大元为两堂共九十分钟的课程，正常备课要两天，因为他要读一整本书，要对书的作者做一次系统梳理，要把讲的内容尽量让听众（学生）消化理解并受益。因此他备课相当辛苦。但是他发现许多学生根本兴味索然，这一点大大挫伤了他的积极性。
他不能怪学生，因为毕竟绝大多数听课的都是工科学生，对学理学工的学生讲小说的妙处，多多少少有那么几分对牛弹琴的意味。说事倍功半也显得温柔了。四年之后的老师生涯已经令大元相当郁闷，他的学校没有文科传统，期待如北大复旦那样的文学氛围，恐怕至少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郁闷，并且绝望。
这其间有另外一桩事情勾起了他的兴致。
他的老朋友老谭知道他一直喜欢电影，怂恿他捡起电影来做。老谭执掌一家大的影视公司，可以给他投一些资。
第一步当然是策划电影剧本，有启动资金的运作与当年拍摄《寂寞邀请》就很不一样了，正所谓鸟枪换炮。
策划班底有资金支持，三哥马上移师上海；姚吴也有了一份薪水，可以减少对家庭的依赖。那个回合热热闹闹，大元的一个导演朋友一个广告人朋友一个在法国学电影的朋友都聚合在上海，可是三个和尚没水吃，无论如何也没能弄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剧本来，最后只能无疾而终。一个小制作的商业运作最终流产，在那个年代是常有的事。
这个回合令人沮丧。也让大元尝到了做电影不容易的滋味。
但是这一次之后，却给大元带出了一项副业，做电视剧本。当然这也是老谭的约请，老谭是大公司大手笔，签了合同马上给了部分定金。这让大元的写作第一次有了收入预期，同时也有了时间约定和法律条文的约束。
大元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赌徒》时的情形，当时迫于交稿日期临近，陀氏第一次尝试雇一个速记员，他准备以口授方式写小说。一本书他只一个月就完成交稿。《赌徒》之后居然成为世界名著。
大元常年伏案，形成很严重的腰伤。写作的坐姿对腰伤患者是极难承受的考验。剧本的要求很具体，每集不少于15000字，二十集就是三十万。以大元先前的写作进度，平均每天两三千字之间，完成剧本要十足的一百多个工作日，加上耽搁加上日常工作，恐怕少说要半年。他的腰伤绝不可能给他那么久的时间。
他决定尝试口授。在过去的时间里，姚吴已经跟他磨合得有一定基础，预想应该行得通。
儿子和姚吴玩得很好，两个人经常会做夜半长谈。大元太忙碌，时而只能将儿子托付给姚吴。儿子13岁到17岁这四年里，儿子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心里话都倾倒给老大；其中包括了长大过程中对自己妈妈和对大元的看法。
而儿子对自己的看法刚好是大元的盲区。
对于大元而言，他的生活中首要的肯定是儿子的饮食起居和教育；
其次是他作为教师的职责所在，备课，讲课，行政（系主任）；
再其次是以老谭为主的外部社会带给大元的生计（电视剧本写作）和爱好（电影剧本创作，电影拍摄）的机会；
再再其次，他是单身男人，他需要交友，需要恋爱。
这四项内容中，每一项都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照料一个男孩的生活和教育已经足够两个成年人终日忙碌了，从早上？？开始，到早点，到送走孩子去学校，到买菜，到买衣，到买各种学习用品日用品，到两顿正餐，到督促作业，到解决季节更替带来的诸多问题，到与儿子老师学校的沟通，到陪孩子玩，到给孩子讲观察世界认知世界的方法，到用各种方式培养孩子的眼力。所有这些之外，还有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家务中的搞卫生；一百四十平方米的大房子，日常搞一次卫生大约两小时，大元把其中每周一次的拖地任务交给了儿子，儿子的另一项任务是洗碗，洗每天晚餐后的碗。
教学最大的工作量是备课，不赘。系主任要面对五十个教师，数百个学生，日常的大事小情可想而知；足以占掉一个大男人一天里绝大部分时间。
至于生计和爱好两项，八年屈指一算，计有五部电影的策划及剧本写作，每个少则三五月多则半年以至更久；计有五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写作，总计约两百万字；计有六部专著约一百余万字。所有这些都是大元当下和日后的生计基础。薪水实在太有限了。
交友和恋爱的事就省略不提了，谁都知道那需要多少时间精力金钱和感情的付出。
这么说下来，大元对儿子心里面的东西肯定会有盲区，儿子不主动说出来他当然无从知晓。大元承认他和儿子在情感方面交流不多，也因此觉得很歉疚。他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字《给儿子打欠条》，他的歉疚之情跃然纸上。
大元在电影电视方面的运气不太好。自编自导拍了一部电影，一直停留在初步剪辑阶段已经七年之久；所有的五个长篇连续剧都只停留在剧本阶段。加上先前在海口拍的电视电影搁浅，他对影视的热情无论如何该画上休止符了。
自打1991年离了婚，他的感情之路同样坎坎坷坷。他从未想过日后再不成家，可是成家的好运气却总是不曾光顾他。他对婚姻需要缘分这件事笃信不疑。唯一的解释便是缘分不到。
他在那几年里状况该算是比较差，据姚吴的说法，经常是面带菜灰色，脸颊常有浮肿状态。他情绪低落，经常处在疲惫状态，这种时候他唯一的调节便是跑一次海南岛。
姚吴说师父每次从海南岛回来，精气神总会有比较大的改观。所以只要看到师父的心情差脸色灰的时候，他就提醒师父去海南岛转转。这成了师徒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前妻说她有一个机会去德国完成一个项目，为期一年。她征求大元意见，可否让儿子休学一年去欧洲转转，或者干脆到欧洲去上学。大元问儿子自己，儿子说他想去。2004年内儿子走了。
大元和儿子之间的四年蜜月期结束了。
那一年还有一件很坏的事情发生在大元身上，严重糖尿病。
儿子走了之后，姚吴成了师父身边仅有的一个人。工作仅仅是师徒二人之间的一部分，他们之间更多的时间在交流。姚吴成了大元说心里话最多的那个人，如果没有姚吴在身边说说话，那些年大元的日子当真很难过。
姚吴目睹了师父那些年里的低落，阴郁，躁狂，甚至厌世。用他的话说，师父那几年的日子过得不好，很不好。只有两件事能让师父的心情光明朗照，一件是去海口，一件是去柏林看儿子。去海口容易，每年都可以去；如果想每年都去柏林就太奢侈了。从2004到2008年，他也只去了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