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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市委的一位女干部找到我，说外地来人找我，要向我了解一些情况，希望我老老实实地提供情况。随之，我就被带到了市委招待所，房间里有两个人正在等着我，这两个人看见我进来之后，面色板得极是严肃，带有一种审问罪犯的神态，他们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开始以一种非常威严的口气和我谈话。
“侯红鹅，今天要你交代你和一个人的关系，交代他如何和你一起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如何和你暗中勾结，他本人又如何单独进行反革命活动……”听了这两个人的话，我心里就想，我哪里有这样的朋友呢？我的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活动，已经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何以还有人和我一起参与这种活动呢？
“你们要了解谁？”我向这两个人问着。
“×××。”当对方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真是大吃一惊，这个人不过就是我中学时候的一个同学罢了，中学毕业之后，他到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和我没有任何一点联系。这个人，平时并不读书，他对于文学一无所知，他大概连胡风是谁都不知道，怎么他也被打成“胡风分子”了呢？
“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就是这样象滚雪球一样地扩大化了，先是株连到我的身上，然后更株连到与胡风毫不相干的人们的身上。在天津，一切认识阿垅、鲁藜、芦甸的人，都已经受到株连，一位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读过鲁藜的诗，便成了那个学校头号“胡风分子”，还有许多人莫名其妙地也受到了株连，因为有人检举他们读过胡风、阿垅、鲁藜的作品，甚至于连新华书店卖过胡风、阿垅、鲁藜作品的售货员，都受到了株连，天津市在这次运动中受到株连的人，不下几百名。
关于那位同学的情况，我如实地向这两位干部作了介绍，我对他们说，这个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他不可能和胡风有什么关系，更谈不到什么反革命活动了。
我把情况如实地向这两个人述说过之后，这两个人发怒了，他们中一人一拍桌子，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你胡说，你越是说和他没有联系，就越证明你们是一伙，如果你不肯老老实实地交代，我们就换一种方式谈话。”
换一种什么方式谈话呢？我想也就是给我戴上手铐罢了，就是你们给我戴上手铐，我也不能说这位同学就是反革命呀。就是这样，这两个人审问了我四、五天，他们忽而向我大吼，忽而拍桌子瞪眼，忽而吓唬我。最后，我对他们说，就是你们把我送进去，我也是不知道这位同学的情况。我整整被他们折磨了四、五天，最后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就把我放了，最后，他们要我写一个材料，说明我对这个人的情况一无了解，他们还对我说，如果发现情况不属实，要由我负法律责任。
唉，世上居然还有“法律”二字。
反胡风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了，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都要被清算，你知道不知道胡风这个人？有没有读过“他们”的书？受没受过“他们”的影响？你的亲属里有没有“胡风分子”？随之就有好几个单位找到我向我了解我亲戚的情况了，最大的玩笑竟然有一个单位找到我，要我交代我和一位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面的一位远房表哥的关系，运动搞到这种程度，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了。但啼笑皆非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后果却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如果一个单位能揪出一个“胡风分子”来，这个单位的领导就会得到表扬，如果“放跑”了“胡风分子”，这个单位的领导就要受处分，谁又敢在这种事情面前掉以轻心呢？那真是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代呀。
这里，向我“了解”毫不相干一个同学的干部才走，随之云南又来人向我了解一个更与我毫不相干的人。来人自称是云南省委的干部，要向我了解一个人的情况，阿垅曾经说过，云南有一个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受到了围攻，阿垅没有说这个人是谁，他们要我说出这个人的名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了，阿垅没有说出名字来的人，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说不知道，他们又开始对我做“工作”，所谓的做“工作”，凡是有过被“整”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滋味，不外就是整天地向你讲“政策”，讲“坦白从宽”罢了。他一会儿说得那样和善，一会儿又向你大吼，用各种方法吓唬你，似是过一会儿你就要被送到大牢里去了。
被渲染成反革命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在中国，尤其是50年代，那是一个人人自命为革命者的年代，在政治上犯“错误”，是一桩极可耻的事，比偷儿、吸毒还见不得人。在人们的思想里，我们的社会这样美好，我们的领袖如此伟大，我们的革命事业如此辉煌，一个人怎么还要反对革命呢？不需要组织，也不需要动员，全社会的人都把政治上犯“错误”的人看得和社会渣滓一样，受到全社会的歧视。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上街，老邻居们都躲着我，每一个认识我的人，都向我投过来歧视的目光。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了我的一位长辈，我规规矩矩地向他走过去，想向他问好，万万没有想到，他一看见是我，转回身去立即就匆匆地跑走了，就象是躲避瘟疫一样，我成了一个不可接近的贱民。
除了到市委听候处理之外，我绝对不敢出门，我原来曾经在唐山教书，一位从唐山回来的表哥对我说，你万万不要回唐山去了，唐山说，只要侯红鹅一下火车立即就逮捕他，唐山人还说，只要在街上看见侯红鹅，就把他活活打死。人们对于反革命的仇恨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已经被煽动起来，“胡风分子”无处藏身了。
就在这时，消息不断地传来，天津的“胡风分子”已经全被送到监狱里去了，外面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余晓，另一个就是我。我在家里等候处理，派出所警察常到家里来传讯我，每次派出所警察把我带走，家人就站在阳台上张望，那时候，我祖父还在世，他更是一个胆小的人，每次我从派出所回来，他都长舒一口长气，为我终于又回来感到庆幸，这时他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我早知道你今天会回来的，派出所警察带你走的时候，他走在前边，如果是让你走在前边，那你就回不来了。”
一个人的“出事”，使全家人为我担惊，至今想来，我还有一种负疚感。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3）
不久，开展了全国范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我父亲在教书的学校里被列为重点对象，哥哥也是一个老师，他也在学校里受到审查。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不知道“审查”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认为“审查”不就是查查你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吗？其实不然，政治运动中的受审查，那是有一定形式的，被审查的人要站在中间，由审查你的群众向你提问，你的回答不能令人们满意，人们可以向你喊口号，可以向你吼叫，强迫你低头，而且一审查就是几个小时，其实就是体罚。当然50年代肃清反革命运动的审查还是最文明的，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审查的人就是挨批斗了，一斗就是十几个小时。1957年的斗争会，也还是最文明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批斗会就成了私刑，被斗的人要“喷气式”，“革命群众”还可以触及你的灵魂，触及你的皮肉，直到把你打死，算是消灭了一个害人虫。
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不可能是一个孤立事件，中国的左倾毒害，早就从50年代开始了。据我的感觉，50年代的左倾，比60年代的左倾更可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候，已经许多人看出问题来了，无论是被整的人、还是整人的人，都感到这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在50年代，被整的人，由衷地认为就是自己有错误，努力想认识自己的错误，整人的人，也对犯“错误”的人怀有一种真的仇恨。所以，50年的左，是一种真诚的左，60年代的左，在有些方面就带有表演性了。
…………
天津在反胡风运动中，一共涉及了几百人，最后被划进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只有十几个人，天津还给“胡风分子”们排出了座次。骨干分子，第一号人物阿垅，第二号人物芦甸，第三号人物鲁藜。下面有四大金刚，何苦、余晓、李离，冯大海，四大金刚下面，有两个小青年，一个是文化局干部吴继云，第二个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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