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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新疆路文联宿舍看望阿垅先生，我觉得他此时最需要人们的关怀，也最需要信任。这些年来，阿垅先生对我的培养和引导，使我对他怀着极大的尊敬，我已经成了他在天津的一个小朋友，我想我去看望他，会给他带去一点点温暖。
这时的阿垅，已经早被点名批判了，《天津日报》早就发过天津文艺界揭发批判阿垅文艺思想的消息和文章，许多文章已经把阿垅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那些充满火药味的文章，早就把阿垅描绘成了一个疯狂反对共产党的社会公敌，甚至已经有人在报上联名发表呼吁，要求专政机关对阿垅逮捕法办、予以严惩。
阿垅先生的房间，多年来一直十分整洁，他一个人带着小陈沛生活，没有保姆，生活料理得极有条理，他的书橱非常整齐，房间里也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那时候没有暖气，冬天要点炉子，我记得阿垅先生续煤的时候，单独有一副手套，每次续煤之后，他都要出去洗手，可见他有着十分良好的生活习惯。今天到阿垅先生家来，觉得他房间里有些凌乱，他正在检查自己收存的信件、检查笔记，也可能是烧了一些，这或者就是后来揭发的那样，算是销毁罪证了。
对于我的突然来访，阿垅先生表现得十分惊讶，我看他的容貌，已是憔悴了许多，本来阿垅先生就已经是苍苍白发了，今天显得更是苍老。看到我，他还是笑了，声音也很爽朗，还没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我自然劝他不要过于担心，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对阿垅先生说，至少我不认为胡风先生是反革命。
阿垅先生那天的笑容，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可能是阿垅先生最后一次和外人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自由的笑容了。我记得那笑容中似是没有多少苦涩，反而倒有一种终于逃脱不出劫难的安详。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天之后，他就会被逮捕，至少在他那天的笑容里，我没有看出绝望。
谈话间，阿垅先生先询问了我考学的情况，劝我还是进大学读书完成高等教育为好；十几岁的孩子不要急于写作，尤其不要对理论问题过于热衷。我十分感激他的劝告，告诉他说我最近刚刚发表了一篇小说，若不形势紧张，我会带来给他看的。随之，我们说到了当前的这场运动，我不了解背景，只劝他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正确和谬误总有澄清的一天。对于我的劝慰，他连连点头，既不为自己申辩，也不怨恨什么人，他只是感叹地对我说：“运动过去之后，我想集中精力搞创作，写些诗，写些小说，理论问题不好办。”
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在他家里耽误他的时间，没有再说什么，我便告辞出来了，临别时，我还劝他保重身体，不必过于紧张，一切都会过去的。阿垅先生没有多说话，他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双眼睛默默地望着我。我想，也许他有了一些什么预感，他也许知道无论什么人，他已是多凝望一些时间、多留下一些印象，便多沉积下一些记忆了。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这是我对阿垅先生最后的一次拜会。我当时想，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如果还有一个人不肯背离阿垅先生的话，这个人应该是我。因为阿垅先生喜欢我，他发现了我生命中的文学细胞，他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我的诗，由此才和我建立了师生关系，几年来他一直关心我，辅导我的文学习作。
即使我与阿垅先生的关系再亲近，即使这一场运动再残酷，按照正常的逻辑，反胡风运动也不应该株连到我的身上，这正如日后大家聚首时，绿原、牛汉、曾卓、冀汸、罗洛、罗飞等先辈师友所感叹的那样，“这场运动如何会牵连到你的头上呢？”
然而，终于还是牵连到我头上来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我还和平时一样在家里复习功课，一位在天津的记者朋友半夜来到我家，万分紧张地拉起我就走，我问他何以如此惊慌，他当即就责骂我说：“你还蒙在鼓里了呢，我们报社刚刚传达了一个通知，说有一个叫侯红鹅的胡风分子潜伏在天津，各单位寻找没有找到，而且上边的传达说，估计这个侯红鹅是一个文化人，潜伏得很深，要各单位紧急动员起来，提供线索，一定要找到这个侯红鹅。”
这一下，把我吓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全中国都已经动员起来寻找我了。而且据说还是下的全国通电，无论我潜藏在什么地方，也一定不能让我漏网。谢天谢地，幸亏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做记者，他听到了这个传达，如果不是他找到了我，再到最后我终于没能逃出法网的时候，那时候就要用手铐把我铐走了。
“去哪里？”我惊恐万分地向这位记者朋友问着。
“市委。”我的朋友回答着说。随之，我的这位朋友又向我说着，“我已经对报社说了，这个侯红鹅我认识，现在我就去把他带到市委去，到了市委，他自己坦白交代。”
“我坦白什么呢？”我还是不解地问着。
“到了市委再说吧。”就这样，我的这位朋友带着我匆匆地到市委去了。
天津市委机关，就是原来的开滦大楼，解放前我没有进过这幢大楼，解放后，以我一个中学生的身份，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到市委机关来，今天被人带进这幢大楼，我心里真是有点恐怖感。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位朋友给警卫看了一个什么证件，没有登记，我们就往楼上走去了。走进文艺处，我的朋友向一位干部说了一些什么话，这时一位面容极和善的干部向我走了过来。
此时已经是入夜10点多钟了，接待我的，是当时文艺处的王处长。这位王处长的名字我听说过，他在解放区写过一个极好的剧本，我也看过这出戏的演出，印象极深。王处长人很和善，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他没有对我板面孔，带着一种十足的文人气质。他看看我，笑了，笑得有点莫名其妙。也许他是笑我完全是一个孩子，也许是笑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潜伏极深的人，竟然只有19岁，好象是有点不带劲的样子。
第二部分八、人生不归路（2）
问过我的一些情况，话题就转到日前的这一场斗争上来了，王处长询问我和阿垅的认识过程，更询问了我和阿垅这些年的关系，然后他才对我说道：“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找你。你不要害怕，只要你把情况说清楚就是了。你先回家把阿垅这些年写给你的信找出来，再把你和阿垅的关系写一份材料，尽快送到市委来，自己先在家里好好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文件，要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要认识到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还是我的记者朋友阅历深，他待王处长说过话过，抢在我前面向王处长说道：“是他自己主动要我带他到宣传部来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表示对我要按投案自首对待了。
王处长笑了笑，仍然和善地对我说：“回家去吧，材料找齐了尽快送到市委来，把你的地址留下，有事我们好找你。”最后，王处长送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在分手的时候，他似是无意地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已经被捕了。”
我被这个消息吓呆了。就算是胡风一些人有“错误”，就算他们的理论和马列主义“针锋相对”，可是总也不至于下大牢呀！这时，我才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这突发的事件，似是一枚重型炸弹将我炸得粉身碎骨。从市委大楼走出来，我变成一个呆子，大脑一片空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简直无法理解，而且一切也不需要我的理解，它只要我屈从。阿垅已经被捕了，“运动”才刚刚开始，如果一旦运动再有什么发展，等待我的又何尝不是铁窗和镣铐？我麻木了，麻木得顾不得恐惧，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不记得我的记者朋友是几时和我分手的，当我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时，心里空空荡荡，我总听见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只要耳际一响起这种喊声，我立即就打一个冷战，匆匆地回过头去张望，看到的只是匆匆的行人和陌生的面孔。
我只有19岁，这时候我正在准备高校的入学考试，而且我还是一个共青团员，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我是把自己当做革命接班人看待的。无论我读书、工作，还有学习写作，我都以为自己是在从事神圣的革命事业，我总以为我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