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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沸，妇女皆漫无目的披发狂逃，街上被踩压至死者无算。孩童遍地，践踏如泥。
郑军一改从前军纪森然之象，实入居民家中大掠，抢焚整整两天，遍城烟火。
清军八旗兵远望镇江火起，不敢即时入城，便先在瓜洲大抢豪夺。待郑军撤走后，八旗兵进入镇江，再来一轮焚掠。更坏的是这群兽兵大肆奸淫，几乎镇中幸存妇女无一幸免，惨遭轮奸。
至于梁化凤、蒋国柱二人所统的绿营兵，在无锡等地烧杀抢掠，皆满载而归，并把抢得成千上万妇女在苏州贱卖。
而后，南京的清朝政府张帖告示，夸张“灭贼”功绩，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兵灾过后，最苦的就是百姓。
郑军大将甘辉、余士信被生擒。甘辉为人，文韬武略比比在行，在郑成功此次长江之役前，他曾劝说军事行动缓行，表示说待日后兵力增加一倍后，可一举平定南中国。郑成功不听，混战中，甘辉身中数十箭，重伤被俘，被带去见清将。管效忠喝令他下跪，甘辉不跪。管效忠叱曰：“汝为将领，自应战死沙场，不死被擒，理当投降。如今不死不降，是为何理？”甘辉瞪目朗言：“男子汉大丈夫，当然应战死沙场，我乃大明国公，岂能与无名士卒默默死在一处！今日活着来见，只是要死个明白，让后人知我名耳！”言毕，转身出庭，傲然临刑。郑军另外一位大将余士信善舞大刀，姿容甚美，打仗时常常布甲跣足，有如天神罗汉。他作战力竭被擒后，被押去见清将喀喀木，也是挺立不跪。喀喀木壮之，爱惜其材勇，便问：“如果投降，当给大官。”余士信话语不多，摇头高言：“不投降，只求速死！”欣然受死。
南京之战后，清廷褒将郎廷佐，并擢升梁化凤为江南提督。梁化凤这个汉奸为清朝卖死力，战斗结束后，他为了巴结八旗兵，他命令手下士兵皆让出马匹，给满洲兵来骑，他自己率手下皆步行，扛枪抬物，伺侯周全。享了几年福，汉奸梁化凤得了一种怪病，脖子处生对口疮，慢慢烂下去，最后头落而死。
对于蒋国柱等作战失利清将，清廷加以贬罚处理。至于那位暗中与郑成功通款又一直按兵不动的松江总兵马进宝，被清军押赴北京，凌迟处决。这位流贼出身的悍将，原本不是什么好人。他在松江贪淫酷虐，极肆惨毒。平日里，马进宝有美妾八十人，如有想离去者，均被他斩杀不留。他广为人知的有一件事：一日，马进宝一妾生病，唤医生来看，医生说其妾怀孕四个月。马进宝妾侍奇多，早已忘记了这个妾的模样，认定这是新进之妾，不可能有孕。于是，他提刀对医生说：“怎会有如此事！如有孕，不杀汝；如无孕，说明你医术不高，必杀汝！”他进至其妾床边，以刀割开女人的肚腹，从中提取已成形的婴儿，鲜血淋漓拿在手中。然后，他出屋对医生讲：“诊治有法，赏你五十两银子！”残虐如此，马进宝确实值得受凌迟之刑。
郑成功败归途中，在八月间曾进攻崇明。久攻不下，只得悻悻而返。
后来，听闻清军集浙、直、粤数省水军齐来会剿，郑成功忧虑，派人与清廷议和，遭到严拒。
明朝诸将，尤以郑成功为最，私心大过公心。倘使当初孙可望、李定国兵盛时他出兵配合夹击江南清军，南明必胜无疑。西南战事吃紧，他不去提兵营救永历帝，反而趁清军在云南追剿南明残军的时候，自己提精兵想攻占南京这个政治城市“复明”，更显示出他目的的不纯。
即使郑成功能够攻下南京，永历帝逃在蛮荒，鲁监国被他软禁，真不知他是自己在南京做皇帝呢还是随便找个朱家子弟当傀儡。所以，历史上的人与事，有时难以定断。
倘若南京不败，台湾不收，郑成功能否成为“民族英雄”，还是个疑问。随后他的所作所为，肯定会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顺治十七年三月，清将达素与施琅统领满汉水陆精兵数万人、战般数百艘合攻厦门，被严阵而备的郑成功击败。清廷再征调大军准备大举进攻，但次年顺治帝病死。
眼见自己自长江败归后境土日蹙，趁清帝新死的这一缓冲期，郑成功加紧收复台湾的准备。为此，张煌言写信苦劝。因为，台湾收复后，郑军主力势必远离大陆，这与南明的抗清复明大业完全相悖。如同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军队一样，高呼“抗日”，却转移到没有日本人的地方休养恢复，是一个道理。
郑成功不听，率水师进发，终于把荷兰侵略者逐出，收复台湾岛。当然，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郑成功取台湾，功在千秋。但以当时当地的南明事业来讲，郑成功此举完全是南辕北辙。
1662年4月，郑成功积懑成疾，吐血而死，时年三十八岁。
郑成功攻取台湾及在台经营之事，由于已经超出南明史范畴，笔者姑不详述。
抛开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丰功伟业不讲，在南明历史上，“私心自用，不顾大局”，这八个字，其实可以对郑成功盖棺定论。
但是，明朝亡，天下亡，郑氏能在一隅海岛保全大明衣冠数十年，诚为良可赞叹之事，决非能简单以“割据一方”四个字给台湾的郑氏下定论。
“国姓爷”的私心（12）
连“我大清”的“圣祖仁皇帝”康熙本人都赞叹这位敌手：“郑成功，真乃明朝忠臣，非为朕之乱臣贼子！”
郑成功怀故主之恩、守孤臣之节，一直耻为亡虏，磊磊落落，不事二朝，确为奇男子，大丈夫！
反观施琅，降而复叛，叛而又降，为清廷充当鹰犬，攻破明朝遣民心中最后一个心理堡垒台湾，这绝对不是现在小文人所称的“顺应历史潮流”。
所以，施琅是个度量偏狭、认贼作父、反噬成仇的典型人物。
历史，不仅要用所谓的当代眼光去看，也要具体从历史高度去看。
倘以成败论英雄，施琅肯定是英雄。
如果自道德伦理的高度审视历史人物，施琅不过是个心理卑污的投效小人，包衣奴才！
弓弦一铰送君王（1）
——永历政权的终结
一世雄杰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即使在他最恐怖的梦魇中，肯定预料不到，大明建国二百多年后，他的皇裔圣种朱由榔，会丧家犬一样，流落到蛮荒缅甸，渡过他人生最艰苦的岁月。
缅甸，在《明史》中，并非能侧身于《外国传》中，这个蕞尔小邦，只列于《云南土司传》的最后一编。
洪武二十七年，缅酋上贡，明朝设缅中宣慰使司。永乐元年，明廷又设置缅甸宣慰使司。所以，最早缅甸有二个宣慰使，皆是当地土酋，二百多年内向大明入贡不绝。
从明初到天启年间，缅甸对云南边地时有侵袭扰，特别是万历年间，屡生兵端，但这个土邦倒是一直奉明正朔，受明朝黔国公沐氏家族的“直辖”。
深入荒蛮群山中的蕞尔小邦，做梦也想不到，一夜之间，天上会掉下来个“朱皇帝”。
1659年（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守卫缅关的缅甸蛮兵发现，有两千多服色鲜明、脸色难看、行色匆匆的明朝人，或文或武，或步或马，拥簇着一个明黄大轿，忽然出现在关门之外。
派出通事（翻译）一打听，方知来人一行非同小可，乃大明堂堂天子，“永历皇帝”。
世事如斯难逆料。
穷山恶水，竞困真龙！
注定要凝固的“欢乐”——永历君臣的昆明大撤退
孙可望势力泡沫般的崩溃，使得李定国，永历帝等人一时间忘乎所以，觉得西南之地，大可安乐平静。
永历君臣没把进取或者恢复当作要务，反而在昆明城内庆功发赏，升官许愿，歌舞升平，上至君王下至重臣，没有任何忧患意识。
永历朝臣中的两个官员，高绩和金简，很感忧心忡忡，向李定国等人进谏：“今内患虽除（指孙可望），外忧方大。清军一直屯兵虎视，等我内斗方酣之时，很可能突然进击。我们如今情形，恰似酣歌于漏舟之中，熟睡于积薪之上，良可堪忧！二位王爷兵略颇悉，怎可懈怡如此！”
如此苦劝良言，李定国竟然听不进去，并向永历帝告状，二臣几乎挨到杖责。
要说李定国完全沉浸在“胜利”中没想事，也不尽然。当时，他主要的想法是攘外先安内，把注意力放在孙可望心腹部将王自奇、张明志等人身上。这几个人拥兵于楚雄、永昌一带，很让李定国放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