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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嫠富拥�5集团军。大将祝获得新任命的同志取得成绩，亲切地向集训参加者们告别，命令全体人员立即返回工作地点。第二天，他自己也启程去莫斯科了。到车站送行的有他在军区领率机关的同事、基辅市党和苏维埃组织的代表。看得出，朱可夫在基辅博得了深深的敬佩。他很受感动。平时严肃的脸一直带着微笑。
又过了几天，普尔卡耶夫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们去车站迎接新司令员。”
火车晚点了。我们一边等他，一边在站台闲走。我们谈到了基尔波诺斯。看来，普尔卡耶夫将军是我们中间唯一了解他的主要工作经历的人。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参了军。在国内战争年代，曾任著名的乌克兰第1师副师长。在同一个师指挥过团。1927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芬兰战局中指挥步兵师。1930—1940年冬，该师在敌人火力下履冰突至敌人维堡防御阵地后方。基尔波诺斯由于果断和勇敢而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总而言之，我们的新司令员是一个出众的人。”普尔卡耶夫做了概括。
火车到了。我们急忙朝最末尾的专车走去。车门内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挺拔的将军。他从车厢踏板上轻盈地跳下来，默默地微笑着，开始同迎接的人一一握手。
新司令员到后不久就巡视了司令部。看来，他想快些熟悉情况和人们。他也到我们作战部来了。仔细熨过的制服紧紧地裹住了他瘦削而结实的身体。英雄“金星”奖章在胸前闪闪发光。苍白的刮得很干净的脸几乎没有皱纹，蓝色的大眼睛上方长着两道黑眉，浓密的黑发细心地梳成了分头。只有两鬓的几丝白发和唇角的深褶儿，能说明这位外表年轻的人已近五十岁了。
司令员详细地问我以前干过的工作。当得知我曾在总参军事学院任过主任教员后，他很高兴：
“我终于在这里遇上您了，上校！好吧，老熟人，现在让我们在一起工作吧。”
基尔波诺斯同我的助手们认识后，问我们现在研究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我回答说，我们拟制了国界掩护新计划。各边境集团军参谋长及军区各兵种和勤务首长参加了拟制，普尔卡耶夫将军已审阅、赞同。当时我们盼望一有机会就使它得到批准。“掩护计划是最重要的文件。”基尔波诺斯说。“一旦发生战争，军区的最初战斗行动将按照这一计划展开。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十分严肃认真地考虑是否批准它。”
过了一天或两天，司令员的副官A·H·格年内少校通知我，基尔波诺斯将军叫我去。我拿起地图和国界掩护计划的备要报告。司令员匆匆看完了文件，说：
“这些都给我留下吧。我要研究研究，然后再谈我的意见。”
7．掩护计划
两天后，司令员又叫我去。瓦舒金和普尔卡耶夫已在他的办公室里。基尔波诺斯默默指了指椅子，打开了装着国界掩护计划材料的文件夹。
“我想，”他开始说，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从宣布动员到重兵在边境积极行动将有一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段时间达好几个星期，在现代条件下，无疑要大大缩短。不过很明显，我们总会有几天时间的。因此，可以派出我们最低限度的兵力去掩护国界，以便根据具体情况机动其余兵力。很可能会要求我们建立强大的突击集团，对侵略者实施坚决反攻。”
基尔波诺斯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写着我们计算的纸。
“因此我想问问你们：我们在边境集中的军队是不是有些多？”
谁都没有回答。司令员将那张纸扔回原处。
“我看是太多了。我认为，每个国界掩护集团军地域至少应抽出一个步兵师。这样我们就更容易迅速建立足够强大的突击集团，并用它去狠揍敌人。你们要记住：假如有人向我们进犯，我们应立即组织回击。”
“是啊，”普尔卡耶夫沉思着说，“这话是不错：我们当然应该想到回击。但这是需要做准备的。如果敌人突然袭击，冲破我掩护军队薄弱的链条配置，倾全力向前推进，又怎么办呢？那时连防御都难以建立，更不用说组织反攻了。”
“我们不应该让敌人先发制我。”基尔波诺斯冷冷地反驳道。“我们的侦察干什么用的？”
“对，同志们，”瓦舒金也开腔了，“我们不能只想防御。如果敌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军将成为所有军队中最有攻击力的军队。它能给敌人以毁灭性回击，然后将敌人消灭在入侵之处。”
“您怎么想呢，上校？”基尔波诺斯问我。
我当然和参谋长持同一观点，因为他所说的是我们共同思考的结果。我们的根据是：几百万希特勒军队实际上已征服了整个西欧，具有强大的突击力。现在它已不受约束了，西方进行的“奇怪的战争”已经不能妨碍德国人。希特勒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和公路网，在短期内集中重兵于我西部边界当面，用来进攻我们。在此条件下，我们应该象我们所议论的那样，拨给国界掩护梯队足以击退敌人首次突击的军队。在这些强大屏护队的掩护下，我们将能更易于调集预备队，并转入反攻。
因此，我毫不动摇地回答，我同意参谋长的意见，支持他提出的计划。
“你们的想法不对哟！”司令员叹了口气。“我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他合上文件夹，把它递给我。“你们照我说的拟好计划，预备队要留有尽可能多的兵力。”
当各级司令部在仔细拟制抗击可能侵略的作战计划时，军区所属军队中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训练。单兵战术训练已经结束，小分队战术研练刚刚开始。大部分训练时间用于解决进攻战斗问题。防御也没有忽略。基尔波诺斯将军要求战士们习惯于对付坦克冲击。参谋人员从部队回来，都以赞叹的口气讲述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在吼叫着的坦克全速超越分队战斗队形时，表现得何等镇静。
战斗训练是与沿国界构筑防御地区结合进行的。军队感到十分紧张。
2月下半月，军区接到指示，要参谋长率参与拟制国界掩护计划的将军和军官小组火速前往莫斯科。和普尔卡耶夫一起出发的有空军参谋长H·A·拉斯金空军少将、军区司令部第5部部长A·A·特鲁特科少将、通信主任多贝金少将、军事交通部长A·A·科尔舒诺夫上校、我和我的副部长达尼洛夫上校。
突然召我们去莫斯科，一方面使我很不安：难道我们拟制的计划竟会那么糟，要返工？一方面又使我很高兴，因为我可以同已经快半年没见的家人团聚了。
到莫斯科后，终于一切都明朗了：我们要参加研究进一步巩固国界的措施。
此时，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成了公众注意的中心。这次会议审议了工业和交通部门的任务及其他最重要问题，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坦率态度揭露了缺点。人们在阅读会议材料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列宁关于要根据一个党对所犯错误的态度去判断它的力量和严肃性的名言。红军建军二十三周年纪念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健康的批评精神。在庆祝大会的报告中远非只能听到大吹大擂。B·C·朱可夫发表在《红星报》节日专号的一篇文章，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总参谋长坚决反对军队战斗训练中的死板公式和各种陈规。他强调指出，现在国际形势迫使我们每分钟都要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态，这些陈规特别不能容忍。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M·E·基尔波诺斯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此后不久，他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我们诚挚地向他表示了祝贺。
3月初，巴尔干半鸟的局势开始复杂化了。苏联政府向保加利亚政府声明，让德军进入保加利亚领土，将导致扩大战争范围和保加利亚被拉入战争，苏联政府对此极为不安。事态已经很严重。它迫使我们更加紧张地拟制巩固国界计划。
我们完成任务后，于3月中回到基辅。军区司令部的人员等着我们归来。我的为数不多的助手们被一天天堆积起来的急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总参谋长要求军区举行一些旨在实际检验战时步兵师编制的试验性演习。规定将其中一个兵团扩编为战时编制。为此，兵和军士用被征召参加集训的预备役军人来补充，军官则由其他师暂调，技术装备和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