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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是百姓之厄，士人之厄，同样也是州县官员之厄，甚至两江中差役也被逮起了24 0人。什么缘故呢？盖因征收钱粮，全是州县衙门的责任。
钱粮就是田赋。自从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出现后，国家就实行向田主按土地面积征收地税 的制度，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前594）的“初税亩”，大抵可视作田赋的源头 。秦始皇 统一全国后，田赋划一，概由县级政权按年度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此后一直沿袭下来。 古代国家，包括皇室开支及政府、军队、监狱、官吏等整部机器得以运转的燃料动力，就 是 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这是除了一小部分特权阶层及其家属以外，全国人民的法定和无偿的 义 务。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封建大国内，田赋尤为赋税构成中的支撑项目。历朝各代 ，田赋的征收比例或定额或形式方法，互有不同，比如汉朝时先是“十五税一”，后改为 “三十税一”，以后的朝代则多行“什一之税”；又比如，古代社会前期的田赋多以粮食、 棉麻等实物体现，中后期则钱、粮均有，粮称本色，钱称折色；至如“租调制”、“户调制 ”、“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法”等历朝征赋所使用的不同 办法等，则说来话又长了。读者们只须记住一条：所有这些封建 国家机器的“燃料动力”，全得由州县衙门负责给收拢来交上去。宋人真德秀所谓“簿书乃 财赋之根底，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故县令于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算是把土地—簿书—财赋的相互关系，以及 州县官员在这种 机制运行过程中的责任全讲明白了。前一节讲到“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说透了“王政”的 本钱主要就从“农桑”中出来，君主官吏判断劝农成绩的好坏，总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 ，狭义的视角，就是看田赋征收成绩如何。其逻辑是，农业增收了则田赋自然增收，反之就 是 劝农不力。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君主和官吏，都是从这种狭义视角观察问题的，因此便有了 前文所引康熙圣谕之“按期完解，乃为称职”的要求。再透彻一点讲，州县衙门中大小官 员、吏员、差役以及师爷、长随等“自家人”的全部“出息”，其最称“稳定”的部分，也 大多从赋税上获得，这就更是他们经常全力以赴于此务的动力了。
征收田赋的过程，充满血腥与黑幕。每当春秋两次开征之时，知县、佐NB032率同户、 仓、 粮房吏员及三班差役，几乎全体出动。按照制度，农民们应当于见过县衙告示后，分往各指 定收赋地点主动交 纳，这一刻便是吏员、长随、仓斗级等大逞淫威上下其手的时机；任意克扣份量、指名额 外需索、肆情责打辱骂或设法刁难讹诈等，种种手段，不一而足。老实巴交的种田人视纳赋 如同过鬼门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农民有自耕田若干亩，按簿册上要求，应该交秋粮两 石，届时一家大小你推我挑，把粮食送到了指定地点。先得排队，这会儿便有“做公的”跑 来寻衅，吆喝斥责，调戏妇女，无所不为；好不容易轮到你交赋了，吏员抓起一把粮食，说 是 太潮湿，压秤砣，马上便给你一个折扣；到了过磅时，仓斗级和秤手们，又在量衡器用上玩 手脚，这又是一个折扣。这一来你就完了，眼睁睁看着粮食倒进官囤，簿册上却留下了拖欠 若干的记录。拖欠又该咋办呢？按告示规定的期限来指定地点补欠，过了期限后，书吏啦、 差役啦，一起下乡来催科，倘嫌人手不够，连县尉（宋元以后是典史）、巡检 亦得带人纷纷出 动，那一番骚扰折腾，更厉害了，可真是“鸡飞狗跳，鬼哭狼嚎”。唐宋时不少进士出身的 人去州县衙门里当县尉，都自感难过这等敲剥小民的一关。这是读过几卷书的人的想法，至 于那班吏胥，却没这等顾忌，下一趟乡，吃香喝辣，连偷带抢，尽是外快。倘若下乡催科后 犹不足补欠，那就要抓到衙门里“追比”了，打板子，站枷号。本书第一章里曾引过一首贴 在八字墙上的催科诗，所谓“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长役纷然。纸枷飞作白蝴蝶，布棍染 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这就 是催欠实景的写照。南宋时刘克庄做江东提刑时，有过一篇《催苗重叠断杖》，指斥某县主 簿赵老爷催科用刑太苛，“只如三月二十七日断杖，四月初八日复决，岂非湿疮上再决乎？ 似此催科，伤朝廷之仁厚，损主簿之阴骘，当职以提点刑狱名官，不得不谆谆告诫，今后不 宜如此。”刘克庄在宋史上，是个正派人形象，他把这篇东西收进《后村先生大全集》里， 显然也颇自赏，但人们可以从中感悟些什么呢？其一，州县主簿是催科时的干将，因为他是 财赋主管；其二，催科用刑是王法允许的，只不过在刘克庄看来，还没等人家的疮疤长好便 又用刑，未免太过分了一些而已；其三呢，不过得一个“谆谆告诫，今后不宜为此”，倘若 上司不是刘克庄呢？
急敛暴政求考课（2）
试想，果真有能力按簿册规定又按官吏额外需索解完钱粮者，谁甘心过此“纸枷飞作白 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的悲惨生涯呢？但是衙门要“称职”的话，就顾不了这些。
古诗有所谓“急敛暴征求考课”之语，就是这种心态的概括，要求考课上等，要想升官 发财，非得这么干不可，否则哪来“心善进庙门，心黑进衙门”这句话？北宋哲宗时，苏东 坡赴任扬州，路过濠、寿、楚、泗等州，曾进入村落，访问 百姓，无不痛诉急敛暴政，“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苏东坡 向 皇上进言道：“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 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3）可是轮到他头上，不 敛不催也过不了考课 这一关，倘能自己不贪而又尽可能管住吏胥使之少贪，就算是“清官”了。《山堂肆考》上 说寇准当成安知县时，“每期会赋役，惟令县乡里姓名揭县门，而百姓争赴之，无稽违者。 ”这就是夸张其辞了。
不过，历史上州县官员在征收田赋时，像寇准那样仅在八字墙上张贴告示和名单的，确 也不少。为他们获得“好官”声誉的主要做法，便是不派或少派吏胥催欠，换句话讲就是征 赋归征赋，但不放虎狼出来。那么他们这些“好官”、“清官”们又是怎样过此考课关呢？
这就是另一种征赋方式，叫“揽户”制度，扼要点讲，乡下人怕直接同官吏打交道，衙 门也嫌挨家挨户催欠太烦，于是官民之间多出一个“揽户”来，或者是里甲保正，或者是乡 绅生员，大抵以中小地主阶级成员为多。他们分别向官府承揽了包纳多少户多少亩田赋的责 任，农民们把田赋交给他们， 再由他们统一向衙门完解。对于农民来讲，这里头有好多饮鸩止渴的地方：衙门胥役的 凌辱可以逃过了，青黄不接时的拖欠可以由揽户垫上了，起码站枷吃杖的羞耻可以免掉不少 ；但是反过来了，他们可就因此成了揽户的债户，无疑是在接受官府敛征的同时，又套上了 一根承受揽户剥削的绳索，并加深了对揽户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揽户来讲，因为他们是所 谓“有体面”的阶层，一般不用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