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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1930年11月5日任命连瑞琦为陕西省机械制造局局长，就是为了尽快掌控陕西仅有的一点工业。连瑞琦后来说：陕西机器局是由冯玉祥遗留下来的六个兵工厂改组而成的。因为杨虎城计划利用制造农具的名义 ，可以使兵工厂归陕西省自办，不受南京中央的节制，故改名为陕西省机器局。就是在冯玉祥占领的时候，亦怕蒋介石知道他办兵工厂，对他不利；亦不公开叫做兵工厂。如第一个叫南机器厂，第二个叫北机器厂，第三个叫吉鸿昌修械所（以上三个厂在西安），第四个叫华阴庙机器厂，第五个叫华山制药厂（生产炸药和弹药），第六个叫潼关机器厂。这六个厂共有五千多工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大革命时代汉阳兵工厂的工人。
这些工人因武汉政府被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统治后，大量屠杀工农干部，所以逃难到西安来，被冯玉祥录用。制造武器的品种是捷克式机关枪、步枪、迫击炮和炮弹等。当时中国新军阀混战，每个军事集团都有帝国主义支持，供给武器。因为冯玉祥盘踞在西北，没有海口，除没收民间枪支（如河南红枪会和民团，陕西土匪等）及苏联帮助武器外，主要是靠自己制造。同时武器进口价钱比较贵，运输又太招摇，常常被其他军阀抢去。至于购买钢材自造，既比较便宜，又比较保险。但钢材亦都购自国外，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用经济侵略殖民地的物资。
杨虎城部队一进西安，杨就派我代表他去机器局慰问工人，要他们安心工作，并表扬工人保厂有功。过了几天，省府秘书长南汉宸以电话通知我：杨主席派你担任陕西机器局长，任命状已发出。以后杨虎城又到我家来说：“机器局工人联名要求你去做局长，好领导他们。因为你给工人们讲的话，还有武汉政府时代的精神；同时在机器局内的工人，多数是由汉阳兵工厂过来的，他们认为在大革命时，你曾经做过汉阳兵工厂政治部主任，颇肯关心工人的政治和生活。”杨又说：“这是咱们兵器制造厂，也是咱们军事基地的命根子。”“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阎锡山亦收缩自己的摊子，如太原兵工厂闹裁员减薪。陕西机器局则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扩充。通过南汉宸关系，吸收太原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如刘某是太原兵工厂高级技术人员，来担任机器第一厂厂长（第二厂厂长王人旋，德国留学生。第三厂厂长是吉鸿昌之弟吉世昌）。因此生产军火的数量与品种，都比以前增加了几倍。如步枪、水机关枪和子弹等都增加了。
这时机器局生产军火，已成公开，杨虎城对外也不隐瞒，当时有人还想偷偷摸摸地干，杨说：“有四五千工人的厂，生产枪炮子弹，要叫人家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对生产数量、开支和工人实际数目要保守秘密；尤其是对这些军火的用途，更要保守机密，绝对不能让蒋介石知道底细。他若只知道我们生产些军火，是为了保卫西北治安；使他可以专心在江西与共产党打仗，那他何乐而不为呢？倘若被他知道我们所造的军火，就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打他自己，那他绝对不会应许的。”蒋介石是流氓出身，对杂牌队伍，向来不相信。杨虎城是江湖出身，流氓要比江湖派狡猾得多。蒋派何应钦来西安慰问杨虎城时说：“西北在五年之内，全权交杨主席整理。”并同意机器局划归省办。
以退为进 送走顾祝同（2）
但是何回南京后不久，蒋介石指示军政部来电：“陕西机器局交由中央接办。”杨接电后，十分愤怒地说：“蒋介石欺骗我。”杨认为机器局对在西北建立革命军事基地和反蒋计划，是个关键所在，决不能随便放弃；就派我去南京交涉。我去找军政部常务次长代部长陈仪，要求机器局归陕西省办。陈仪说：“何部长在西安参观了陕西省机器局之后的报告上说：‘机器局就是冯玉祥时代的兵工厂，生产步枪、机关枪、迫击炮等大量武器，华阴庙厂还在生产子弹用药。共有五千多工人，合起来是一所规模相当大的兵工厂；每月开支十五六万元，陕西省政府各厅全部开支每月只有八万多元，而机器局开支比省政府超过一倍之多。陕西在三年灾害之后，人民实不能再负此重担；若归中央接办，可以减轻陕西人民负担。蒋先生已在何的报告上批示：电杨主席，陕西省机器局交中央接办。’”陈问我，杨主席的意见如何？我答：“杨主席的意见，认为这些厂都是由陕西人民的血汗办起来的，应归陕西省政府接办。而且陕西在三年大旱灾之后，农民渴望兴建水利，使旱田变水田，农业机械化，这是陕西800万人民的要求。杨主席体念农民的痛苦，特将兵工厂改为机器局，计划制造农具与水利设备。若归地方办理，可以减轻中央负担。”陈说：“你是自己人（我做过军政部卫生材料厂厂长），中央把这样大的兵工厂让杨接办，是不放心的。”
他还以拉拢我的口气说：“由中央接办后，仍然任命你担任厂长。”我们反复讨论的结果，把华阴庙药厂、机器厂及潼关的机器厂，划归中央接办，改为华阴庙兵工厂，派刘楚才（陕西人，美国留学生）担任厂长。我和杨皆同意这个办法。但我们预先把制造军火的机器和生产弹药的设备，全部搬运到西安。给刘厂长行贿17500元，由他呈报中央，就说顺利接办了事。①
机器局的建立为陕西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1931年春，蒋下令杨虎城部裁减一师的番号并即停发一个师的经费。杨不得已把马青苑的第五十八师改为陕西警备师，由陕西省承担经费。由此，马对杨心怀怨意，1932年调往天水时受蒋介石方面挑拨，最后叛杨投蒋。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弄清蒋介石的今后企图，杨虎城派长期负责与中央联系的李志刚两次去见蒋介石，代他向蒋表示：目前，甘、宁、青、新疆等省还是由地方军阀割据，自己愿将陕西军政大权交给中央，而率部西进，作为肃清西北的先头部队。杨虎城这种以退为进的谋略发挥了作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表态说：“告诉虎城安心进行陕西的军政建设，要把他的家乡治理好，切勿三心二意犹疑不定，这样的态度是做不好事的。至于西北的事，将来或许有用他的地方，但那是以后的事。”杨虎城还将对蒋介石的表示告诉了顾祝同以示自己的心迹。
到1931年6月，冯玉祥的旧部石友三等在河北举兵反对张学良，蒋介石为了剿灭石友三，不得已将顾祝同部的中央军调离陕西，并将洛阳行营主任遗缺由杨虎城接替。6月16日《西安日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央以洛阳行营主任顾祝同移驻平汉线，特改由第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兼代。但事实上杨氏不能在洛行使职权，为求名实相符起见，洛阳行营改称潼关行营。从此杨表面上获得了西北地区的军权。在与蒋介石争斗的这一回合中，杨虎城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主要是由于西北地区在蒋介石的谋国战略中的地位还不够重要；当时陕西经济、社会是个烂摊子（仅救灾就需800万），无人能收。
进出甘肃 经略西北（1）
1931年夏，杨虎城接掌了潼关行营后，对西北各省的地方军事力量积极进行了联系与收编。经过先后联系由蒋介石委任了青海马步芳为新编第九师师长、陇东的陈圭璋为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陇西的鲁大昌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甘肃河西走廊马仲英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天水马廷贤为陇南警备司令、陇北的石秀英为新编第九旅旅长、李贵清为新编第十旅旅长。一时间，甘、宁、青三省的军队都派有代表常驻西安，表示服从和进行联系。甘肃省自冯玉祥的西北军孙连仲部1930年东调参加蒋、冯、阎大战后，仅留雷中田一个旅和兰州市公安局局长高振邦掌握的一部分地方武装驻守兰州。当时冯玉祥让宁夏的马鸿宾接任甘肃省主席，而马一直因甘肃情况复杂而不到任，只好由民政厅长王桢代理主席职务。中原大战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