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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看望部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周治就伪装成杂役、混进医院，从锅炉房的墙角挖地道，一直挖到医院高墙外的“西湖”边。
44年10月底的一天（农历的9月），方先觉以安抚伤员的名义来到莲湖学堂，然后趁敌人疏予防备的时机钻进地道。这时候，湖边早就有游击队员装扮成采莲人，而且预备了竹排和小船，人一出来、立马就走。当天正下着大雨、脱逃人员又是沿水路出城的，日本的警犬根本追踪不到行迹，于是，方军长就经层层护送来到洪罗庙根据地，又从这里前往芷江机场、坐飞机去重庆了。
方先觉成功脱逃之后，民国的各大报纸都发表头条评论表示祝贺，也有文章透露说这是军统局的杰作，可有谁知道，报纸上所谓神秘的“特工人员”，其实就是周治这样的“土鳖”游击队呢？
因为这个功劳，周治得到了军统戴老板奖励的一根金条，王伟能也奖给他十万元“金库券”——这种“金库券”蔡智诚也有，伞兵刚到洪罗庙，王伟能就给每个人发了好多张，这种纸币的票面是粉红色的、有一百元和五百元两种面额，其实就是王县长自己印刷的私钞，只能在衡阳县的几个乡镇使用。伞兵们赌钱时赢来输去的全是这玩意，谁也没把它认真当回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七月中旬。
这时候，战场上的枪炮声突然激烈起来，全国各地的国军部队纷纷向当面的日军发起进攻，就连伞兵部队也陆续出动了。
7月12日，准备已久的伞兵一队终于在广东开平实施了空降。本来，他们应该在6月份就执行这项任务的，可当时偏巧遇到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陈纳德将军正与上级闹矛盾、吵着要辞职（结果还真的辞职了），弄得大家临上飞机又宣布“待命”，整整被延误了一个月（所以现在的资料上有六月空降和七月空降两种说法）。至于“袭击罗定”的伞兵一队为什么要在两百公里以外的开平空降？原因和二队相同，因为开平是“敌后根据地”、那里还有个小机场。可是，这个“进攻跳板”也选得实在太远了，伞兵部队一路被敌人追着走，根本不可能达成对日军机场的“突然威胁”，最后只好把任务改成了“对西江渡口进行骚扰”。
7月18日，伞兵8、9、10队在柳州实施空降，任务是袭击位于广西平南县的日军丹竹机场（这里以前是个美军机场）。马甲曾经介绍过，在当时，陆军突击总队完成科目训练的只有1、2、3、4四个队，所以，这8、9、10队其实不会跳伞，只能机降。柳州是6月30号被国军收复的，机场保存完好，三个伞兵队在柳州落地以后，与一队同样、也需要奔波两三百公里才能够赶到目的地——不过这回还不错，打了场恶仗，完成了破坏敌机场的任务。
1945年7月，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掀起了战略大反攻的高潮。国军在广西、湖南和华东各地展开凌厉攻势，相继收复桂林、嘉兴、温州等大中城市，并且夺回镇南关、切断了东南亚日军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一连串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意志。
国军这次大反攻的举措，是有其背景原因的。
45年2月，美、英、苏三国背着中国政府秘密签署了一个《雅尔塔协定》，内容包括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种种特权转让给苏联，目的是换取苏联尽快向日本宣战，以减少美国在亚洲战场上的伤亡——美国人这么做，确实有点缺德。可话又说回来，1945年2月份以前的国军的表现，特别是“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也真让美国人觉得中国军队靠不住、非得请苏联人援手不可。
但无论如何，《雅尔塔协定》的这个内容是有损于中国权益的，对同一条战线上的中国盟友是不公平的，于是，45年6月中旬，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把协议中的有关内容透露给了中国政府，立刻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当即派专使与三国首脑交涉，断然拒绝这个不平等协议，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抗议活动。
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军事高层的自我反省。弱国无外交，国家利益之所以会被外国出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的军队没能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而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又获得情报，美、英、苏三国近期内还将再次举行会晤（波茨坦会议），依旧是把中国抛到了一边。大家顿时预感到，这一次如果再不能展现出中国军队的能力，不知又将导致什么不堪的后果。因此，何应钦等人率先提出了“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鼓励国军集中一切力量向日军发动进攻，以战场上的佳绩换取外交谈判上的主动。
事实证明，这次军事行动是卓有成效的。战役的战果和透过战斗表现出来的高昂意志，不仅使中国政府收复了大片失地、提高了国际威望，而且还促使英、美、苏三国在8月初公布的《波茨坦宣言》中签署上了并未出席会议的中华民国的名字，使得积弱多年的中国在刹那间挤身“世界四大强国”之列，陡然增添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当然，此时身在洪罗庙的蔡智诚还无从知晓这些事情。他只是听说湘西的国军部队已经开始向衡阳方向进攻，并且听说伞兵第三队已空运到了芷江机场、准备配合二队作战（这个队后来参加了“芷江洽降仪式”）。
7月26日，伞兵们接到总队电令：“中美联合部队”将在洪罗庙地区实施空降，各分队着即向洪市周边区域展开警戒，以确保空降行动顺利完成。
当天夜里，蔡智诚和战友们拔营出发，沿公路向两翼布防，分别警戒北边的双峰县和南面的衡阳县城方向。
阵地上静悄悄的，大家时不时地向西边的天空仰头眺望，心里想：“中美联合部队，那该有多少兵力呀？”
7月26日，根据总队的命令，伞兵分队加强了对洪罗庙周边地域的警戒防御，而当地游击队则承担起接应空降人员和物资的任务。可是，游击队员对设置空降场地的“业务”并不熟悉，需要给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因此，蔡智诚就被派到了周治的那个连。
王伟能游击队各部的番号很奇特。他们以连为基本单位，不按照数字编序、而是给每个连赋予一个挺漂亮的词语作为头衔，比如“光荣”、“勇敢”、“坚强”、“胜利”之类。“周治连”的漂亮名称叫什么不知道，反正大家都喊他们“瞌睡连”——因为这个连队的主要任务是搞侦察和夜袭，官兵们平日里总是一副迷糊困顿、还没有睡醒的模样。
“瞌睡连”的战士到了晚上就来精神，所以夜间守候的差事就交给他们了。
其实，这帮家伙对飞机并不陌生。湖南衡阳是抗战期间中日空战的主战场之一，从1938年起，这里的天空就布满了各类飞机的航迹，中美混合大队首次击落“零式飞机”的战绩是在衡阳上空创造的，44年底的“衡阳大空战”更是号称“空中皇军的末日”，一举终结了日军在华南战场的制空权。
抗战八年，“瞌睡连”见过的飞行员太多了，苏联的库图佐夫、美军的忒布、中国的吴国梁、曾家栋……扳起指头可以数出一大串，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过，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还要属45年元月份的那一次，一架给第三战区送军饷的运输机坠落在樟树山——“妈拐！八个大箱子全都装着钱、地上铺满了新崭崭的钞票。啊哟哟！就象是冲梦（做梦）一样……”
关于“中美联合部队”空降的情况，伞兵们当然不能直接透露给游击队，只是告诉他们说：“姜键队长在上峰面前讲了好话，美国人答应空投一批武器装备，请大家准备接收”——这让队员们十分高兴，大家立刻情绪激昂地投入了各项准备工作。
空降场地很快就布置好了。可是，26号晚上飞机没来，27号也没来，等了两三天，有些人就开始发毛了：“拐！莫是拿老子们耍宝、逗霸场的吧……”
“莫性急，耐点烦。人家从美国飞到中国，总要花费几天时间不咯”，还是周治连长比较有水平。
7月29号凌晨，天还没有亮，远处隐约传来了飞机的引擎声，嗡嗡嗡、嗡嗡嗡……起初象蚊子叫，后来象苍蝇响。守候了一整夜的人们纷纷站起身来仰头眺望。
“来了！来了！果下子只怕是来了”
“加把火，赶紧加把火”，蔡智诚急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