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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这些材料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这些‘北京人’化石材料是中国的国宝，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产，我们绝不能听其丧失。全国人民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宝贵材料的下落。全世界正义的科学工作者也都关心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使之物归原主。”
悠忽50年过去，星转斗移，时空浩渺。历史可以生锈板结，但郁结在人类心中的情感却不会被磨蚀消融。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呼唤，世界人类在呼唤。
——“北京人”，你在哪里！
第一章 龙骨的启示（1）
踏上中国土地的瑞典人
墨绿色的塔里木河像一条长龙在干涸的大漠中向远方伸展。一叶木舟飘然而下。
安特生独坐船头，打开随身携带的考古专用牛皮包，轻轻取出一卷散发着墨香的书藉翻动起来。——这是刚刚轰动欧洲的考古巨著《丝绸之路》。书的作者是名噪一时的瑞典地质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
作为同一个国度的同行，他对斯文·赫定并不陌生。只是几年不见，想不到这位普通的地质学家，由于在中国西域一连串考古探险和重大发现而轰动欧洲，成为科学界一颗耀眼的大字号巨星。
安特生颇不服气，但又无力更改这眼前的事实。
小船在当地渔夫的熟练操纵中疾速而下。安特生无心再去翻那些枯燥的文字和线描图示，一双复杂中透着些许得意的目光，再度转向脚下的河流和远方那坦荡无垠的神奇大漠，思索着过往岁月中发生在眼前的那一串串神奇得如同神话般迷人的故事——
1900年春，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为继承导师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vv Richthofen；1833～1905）的事业来到远东大陆，踏上了中国西部异常神秘的土地，要解决悬而未决的罗布泊地理位置问题。按照试着的准备和策划，这位极具探险精神和科学头脑的瑞典人，一到新疆喀什，就立即招募了五名精明能干的维吾尔族人担任翻译、文书和脚夫等职。接着又购买了十五峰骆驼和十匹马组成一个规模可观的探险队，沿水旱两路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发。
斯文·赫定一行几人乘船从叶尔羌河起程，很快进入塔里木河，这时已是九月下旬。由于航道难测，走走停停，一直航行了三个多月才到库尔勒新湖地区。在这一区域内，斯文·赫定开始组织人员围新湖测量地形。第二年春天，一行人又乘船从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孔雀河直赴罗布泊地区。在这里，斯文·赫定才真正弄清楚，原来这一带有十几个湖泊，都在中国传说的盐泽的位置上，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叫罗布淖尔，是一个咸水湖。经过仔细勘察鉴定，他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28年之后得到了科学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北一带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千余年的古楼兰遗址。经过发掘，很快找到了150多件写在纸上和刻在木片的汉文文书。文书上清晰地署有汉朝皇帝的年号和岁月，其中很多件中有“楼兰”字样。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出土的文书中，纸页上的日期竟是公元150年左右。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汉代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想不到在造纸术发明不久，汉朝就把用纸张写就的文书送到了遥远的楼兰边关。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这座边远的城区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斯文·赫定在发掘楼兰之后，又在一个叫米兰的地方找到了历史更为久远的米兰古城，并通过发掘，揭开了楼兰由繁盛到消失的一系列秘密。
1902年夏季，斯文·赫定回到瑞典本土，他携走了大量的文物和珍贵资料，并以此为依据，用了整整3年时间，写出了一部五卷本的西域考古巨著，书的名字就用他的导师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对这条古代欧亚交通大动脉的命名——《丝绸之路》（Silk Road）。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终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他本人荣获了瑞典皇家地理学会领发的维多利亚奖章。
就在斯文·赫定发现罗布泊，揭开古楼兰失踪之谜的时候，学识渊博，才华惊人的瑞典地质学调查所所长、考古学家、探险家安特生博士，正率领本国政府组织的一支考察队奔赴南极。这支考察队于1901年春动身，直到1903年底才告结束。尽管安特生率部历尽千辛万苦，于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踏上了南极冰川地带，但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无力长期抵御变化无常的恶劣气候，不得不遗憾地匆匆返回瑞典本土。
第一章 龙骨的启示（2）
南极的考察结果收效甚微，研究成果也不尽人意，此次行动没能给雄心勃勃的安特生带来声誉和荣光。而这时赴中国西域的斯文·赫定却一炮打响了。
安特生后悔自己选错了方向，如果自己能到远东或具体的中国西域一带考察，他坚信也一定会获得比斯文·赫定毫不逊色的声名。在一番捶胸顿足的悔恨之余，他暗暗地下定了到远东考察的决心，同时加速了同远东各国科学界人士的联系。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
安特生的好运终于等来了。
1914年4月，他接到了中国政府农商部部长张謇签发的聘请书。
当然，他的受聘，除了自己的努力和运气，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便是——自17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被迫为任何“高等的白人势力”胡作非为而大开门户。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商人、社会闲杂人员、流氓无产者，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拥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大陆。于是，在中国的版图上，片刻之间便被折腾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中国古代文化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壁画和古代石雕像被砍凿盗走；西安、洛阳的古墓以及大批古建筑和古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地下珍宝被盗一空。
1912年民国成立后，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政策，外国人不再明目张胆地在中国版图上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科学家不怀好意地派往中国，以得到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争夺。安特生被聘，是中国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因为当时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是瑞典民族的良好声誉，给安特生带来了人生的契机，这个契面使他以“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的体面身份，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远东之旅。
安特生始终没有忘记斯文·赫定，尽管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国西域探险已过去了十几个年头，但他还是决心亲眼目睹一下使这位“时代的幸运儿”一举成名的神秘之地。他从瑞典抵达印度，又辗转千里来到新疆地区。在这里，他真真切切地领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异彩与壮观神秘，他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完成了瑞典至中国途程的跋涉，踌躇满志地来到北京农商部赴任。不久，这位年薪18000大洋（这一时期或稍后的北京大学顶级教授如李大钊等，月薪为300大洋，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月薪8个大洋）便组织一批技工，在估计有矿藏的中国北部开始大面积的野外考察并采集化石。
令安特生大惑不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兴行了近一个世纪，而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却对此知之甚少，或者说全然不知。当安氏来到中国并向他的中国同行介绍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时，有许多学者不屑一顾，甚至针锋相对，谓安氏的一套纯属下九流的胡闹台，非正人君子所为。特别是中国金石学一些学派的老朽加儒生，直到安特生组织人员走向田野进行实际科学发掘时还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安特生不顾别人的脸色如何，坚持率队在山野密林，沙漠大泽中进行调查发掘，并用自己的亲身行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的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田野考古示范。这一开创性劳动，最终成功地唤醒了沉浸于古典之中的儒生者面对科学而做出了新的抉择。
安特生不愧是一位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