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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林彪心中的不满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深入到腹地的富庶地区，一方面宣传抗日救亡纲领，一方面解决目前部队给养困难的问题。3月下旬开始实施这一战略计划，红军以左中右三路军向山西腹部进军，红一军团作为右路军，直插汾河。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高原来的红军战士看傻眼了。山西的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藏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工作发展迅速，补充了5000名新战士。仅这一点，就抹去了林彪心中那不满的情绪。
不料，没过几天，林彪那阴转晴的心情又突然风起云涌。毛泽东给林彪来电，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
“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
聂荣臻看完电报，没说什么，只是向部队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同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介绍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情况，请求免拨。林彪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样，脸色稍缓。
电〖JP3〗报发出去以后，仍然是石沉大海——毛泽东没有回音。
聂荣臻感到有点不妙，林彪却已经习惯了。
不妙的那一刻终于来了。5月，毛泽东在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顿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聂荣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这次他索性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望着屋外的几株古柏。
聂荣臻坐不住了，他主动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目光，看了看在那里闷不作声的林彪。
不久，中革军委颁布命令，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
这一调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林彪是奖励还是微惩？人们议论纷纷。
反正，林彪是第一次正式调离红一军团。
反正，左权是代理一军团军团长。
任弼时明断是非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了解到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一些裂痕，觉得这裂痕后面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就急于恢复同陕北的直接联系，并指示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无线电中队政委江文专门拜访了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负责通讯工作的宋侃夫，商谈了二方面军同陕北恢复联系的有关事宜。任弼时又亲自到朱德处要来了与陕北通报的密电码本，很快就沟通了联系。
随即，中革军委正式任命贺龙为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总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
在此之前，朱德建议任弼时留红军总部工作，以加强红军总部与张国焘争论的对手；而张国焘认为这是把任弼时拉过来，把自己的人插进二军团的一个好办法，所以也积极支持朱德的建议，并要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提出任弼时留总部后，给二军团另派政委，但被任弼时拒绝。
看来，任弼时比较聪明，他不愿意置身于那种左右为难的境地。
树欲静风不止（3）
但，任弼时并不想游离于这场政治斗争之外，他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对这场纷争中谁是谁非的问题，作出公正的裁决。
于是，任弼时开始紧张地活动，他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人频繁谈话，同傅钟等党内老同志甚至作彻夜交谈。
任弼时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张国焘在红军总部见到了任弼时，半开玩笑地说：“弼时，你搞些什么‘小组织活动’呀？”
“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就许你找他们谈话，不许我找他们谈？”任弼时也半开玩笑地回答。
“你们都谈些啥？”张国焘接着又问。
“内容光明正大，你不是都知道嘛。”任弼时说。
“那你是想当包文正哟？”张国焘故作轻松地笑了。
“我可当不了包文正，我只是想当个鲁仲连。”任弼时说着，来到张国焘的屋内。
张国焘给任弼时移过一把椅子，两人便面对面地坐下。
“国焘”，任弼时诚挚地对他这位昔日的兄长说，“我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我也不想参与。我找了一些人，了解了一些情况，研究一下，也许以后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
“能将局外人的看法说说吗？”张国焘也很诚恳地说道。
“当然可以，而且正想同你谈谈。”任弼时嘴里叼着斯大林式的烟斗，边“吧嗒”边不紧不慢地说道，“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分析，形成了这样几点看法：第一，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的，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早就有反中央的倾向；第二，双方的成见和不信任，最先公开表现出来的，是凯丰的文章；第三，一、四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是成见造成的；第四，毛泽东、张闻天等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但他们事先没有通知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委就率一、三军团走了是不适当的，而酿成这个事件是因为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对呼声；第五，卓克基成立‘临时中央’是错误的，是分裂行为。‘临时中央’不久就取消了，这是值得欢迎的……”
“现在，国际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应急谋党内团结，解决党的统一问题。”张国焘打断了任弼时的话说道。
任弼时见张国焘是在有意打断自己的话，也就不再谈这个话题了，转而说道：“我们在山沟里呆得时间太长了，也不知外面都是什么形势。”
“是啊”，张国焘感慨而谈，“不过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变化的倒是你我，时间在折磨人啦！细想起来，人生一世，非争个你高我低，到最后也落得个挂一身皮去见阎王爷就是了。”
“国焘兄，你是我们党的元老，可不要这么悲观，有许多革命的事情需要你去做。”任弼时安慰着。
……
他们就这样“侃”了几个时辰，任弼时才起身告辞。
归途中，任弼时想了许多，张国焘虽然取消了“临时中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看样子还存在许多分歧。是啊，分歧不解决，党内就无法有统一的意志，长期下去，对中国革命极为不利。于是，他开始构思一个解决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关系的妥善办法。
7月10日，任弼时向陕北发出了一封建议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的电报，其中说到：“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次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任弼时的这封电报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如果不“产生党内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内分歧就难以解决，因此，召开中央扩大会就显得非常迫切。
当时正在陕北安塞的毛泽东，刚刚开会研究如何让张学良成为抗日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的问题，他的思绪还没有从这个问题中跳出来，便接到了任弼时的这封电报，阅毕之后，他问张闻天：“闻天同志，你看弼时的建议可否？”
“依我看，开个会是必要的。”张闻天不知毛泽东是什么意见，也就只表示了这么一个态度，没有对建议本身作出评价。
“好，那就给弼时回个电，可以开个会，同时也电告共产国际。”毛泽东说完就去忙别的事情了。
然而，这个会直到1938年才召开，但那时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央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不是张国焘，也不是王明。尤其是当时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党内的政治分歧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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