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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又该怎么办呢？
江口会议之后，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三路向北进发。
周恩来安排毛泽东随林彪指挥的中路军行动。这时毛泽东的身份是政府主席，没有实际军职，只好叫“随军行动”。
这种安排，显然是周恩来的一番苦心，因为中路的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原来的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是毛泽东一手创建起来的，包括林彪在内，都是他的老部下。虽然此时毛泽东在军中没有职权，但都会听他的，这样对毛泽东会有利一些。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林彪当时才24岁，他会听毛泽东的话。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成了红一军团的总指挥。
3月18日，在中路军沿赣江而上的途中，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沉思，显得愁容满面。
“队伍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急切地告诉林彪和当时的军团政委聂荣臻。
为什么？因为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放弃原定的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并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
此后，三路红军都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运转，转来转去，越转越辉煌，到4月20日止，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歼敌4个团，俘获敌军1600多人，缴获枪2300多支，飞机2架。
这次战役的胜利又一次表明，毛泽东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筹。
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毛泽东，他还不知道，就在4月25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37期、38期合刊发表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的动摇》。
乱云飞渡的岁月（5）
谁是党内的“机会主义”？
毛泽东。
在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说中央苏区的同志“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那个时期，党内有过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先放风，后整人。
毛泽东这次又要挨整了，因为风已经放出。
果然，时隔不久，临时中央给中央苏区的一份长长的指示电中，就指名道姓地批判毛泽东是“游击主义”。
毛泽东又一次被列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要予以解决。
6月17日，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
周恩来此时又犯难了，因为恢复红一方面军，朱德自然当总司令，但谁当总政委呢？毛泽东此时正受到中央的批判，他当不成了。
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担任总政委，但被周恩来坚决谢绝。周恩来太清楚了，他当政委，毛泽东往哪儿摆？
于是，周恩来决定：不设总政委。
可是，后来周恩来自己又觉得这不正常，一来红军历来坚持党的领导，既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建制，怎么可以不设总政委呢？二来不设总政委就等于不让毛泽东当这个总政委。红军离不开他啊！
周恩来着急了，目前苏区中央局再没有合适的人选。是的，他自己当总政委都觉得对毛泽东是一种排挤，别人当就更不合适。但目前要说服大家让毛泽东当总政委是很困难的。
于是，周恩来采取了迂回战术，他以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到前线，设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
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设总政委，由毛泽东担任。
周恩来要设总政委，但是他把红一方面军的权力分成三个层次，作了这样的分配：
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
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
最终的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自己。
然而，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这一建议，复电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周恩来接电后，于7月29日，再次以他个人的名义给苏区中央局去信，陈述了毛泽东出任总政委的理由。周恩来说：“泽东经验与长处还必须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任弼时见周恩来态度这样坚决，便不再坚持，最后勉强同意。
此时，周恩来松了一口气。
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特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后来，等待毛泽东的又是什么呢？
有理寸步难行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毛泽东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指挥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干得那般漂亮，潇洒自如，这一次呢？
这一次不同于前三次。苏区中央局之所以最后勉强同意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的职务，也是出于以观后效，看他听不听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指挥。
可是，后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就与苏区中央局发生了三次“顶牛”。
第一次是因为苏区中央局要毛泽东找蒋介石的宠将陈诚的主力决战，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是让红军去送死。
第二次是因为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要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苏区中央局坚决不同意。
第三次是毛泽东要向红一方面军发布体现他战略思想的训令，苏区中央局又是坚决不同意，由于军情紧迫，毛泽东不顾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就发了这训令。
苏区中央局接到已发布的训令后，大为震怒，并单独致电周恩来，要他对这种分散赤化的观点，“给以无情的打击”。
毛泽东又面临着无情的打击。
10月初，江西宁都城郊。
那一天，毛泽东独自一人站在一农家小屋门前的田间小路上，显得有些发呆，虽然田野里一片片金黄色的稻谷在向他显示赤诚和热烈，那微风掀起的谷浪温柔极了，似乎是要抹去人们心中所有的不快，但它却无法抹去毛泽东胸中的烦闷。
过一会儿他就要参加在这个农家小屋里举行的苏区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他预料到这次会议对他很不妙。不过，究竟不妙到何种程度，他还不能作出精确的估计。
在周恩来还没有从前线赶到的情况下，便宣布开会。
果然，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有的指责他“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发布《训令》，是“组织观念的错误”；有的也指责他从打赣州以来都是错误的，是右倾的。当时，彭德怀的心态极为复杂，他在赣州吃了败仗后还要打赣州，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只顾面子的莽撞而加以阻止。于是，彭德怀咽不下这口气。其实，世上哪有常胜将军呢？但他此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因而他也反对毛泽东。他后来在回忆中检讨说：“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乱云飞渡的岁月（6）
对毛泽东了解很深的，除了朱德之外，就是彭德怀。彭德怀的反对，客观上造成了落井下石之效，引起对毛泽东更加猛烈的批评，使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更加艰难。现存的《苏区中央宁都会议经过简报》是这样写的：
“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尽管与会者的批评是那么尖锐，但毛泽东心里不服，在他看来，“过去七个月”确实“都错误了”：他反对打赣州，果真打赣州失利；他主张东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对，但是打漳州大胜。错的不是他，而是苏区中央局。于是他据理反击，结果又罪加一等，被认为“毛泽东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因而苏区中央局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