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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萨拉、艾登先生、卡多根爵士、布鲁克爵士、坎宁安爵士、波特尔爵士、亚历山大元帅、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伊斯梅将军和莫兰勋爵以及另外一些人和我同住。我们代表团的其他人员则安顿在离我们大约二十分钟路程之外的两个招待所内。他们每五六个人睡在一间房间里，高级官员也是这样，但是所有的人似乎对此都不介意。德国人从邻近地区撤退不过才十个月，周围的建筑物都受到严重的破坏。我们曾得到警告说，这个地区的地雷，除了别墅周围的园地之外，还没有完全清除。别墅像往常一样，有俄国卫兵严密巡逻。在我们来到之前，曾有一千多人在这里干活，门窗户扇已经修好，家具和用品都是从莫斯科运来的。
我们住所的环境引人入胜。别墅是半哥特式半摩尔式的，背倚着崛起的积雪山岭，山的顶峰就成为克里米亚的最高峰。
在我们的前面，敞开着黝黑而浩瀚的黑海，在这个季节虽令人感到凛冽，但仍然有着温暖与舒适之感。大门口有几尊白石雕成的狮子守卫着，院子外面有一个美丽的公园，园内种有亚热带植物和松柏之类。餐厅里的壁炉两旁挂着两幅画，我认得出是赫伯特一家在威尔顿的家庭画复本。看起来沃隆佐夫亲王曾经和这一家人的一个女儿结婚，所以把这些画像从英国带了回来。
我们的东道主尽一切努力来使我们住得舒适，甚至我们无意中脱口的每句话都受到亲切的关注。有一次波特尔在欣赏一个长着植物的大玻璃缸，说道就是里边没有鱼。两天以后，便运来了一批金鱼。又有一次有人偶然说到鸡尾酒里没有柠檬片，第二天大厅里就长着一棵果实累累的柠檬树。这一切一定是用飞机从远地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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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就是我们到达后的次日，下午3点钟，斯大林来看我。我们畅谈了对德战争问题。他是乐观的。德国缺乏面包和煤，而且运输方面也受到严重破坏。我问他如果希特勒向南移动——譬如向德累斯顿移动的话，俄国将怎么办。
〃我们追他。〃他接着说奥得河已不再是一个障碍了，因为红军在对岸已经有几个桥头堡，而德国人正在用未经过训练的、组织松散和配备不良的人民冲锋队担任防御。他们曾打算从维斯杜拉河撤出经过训练的部队来保卫这条河，但俄国的装甲部队已经绕过了他们。现在他们只有二三十个训练不良的师作为机动的或战略性的后备军。他们有几个精良的师在丹麦、挪威、意大利和西线，但总的情况是，他们的战线已被突破，而他们只在打算堵住这些缺口。
我问斯大林对于龙德施泰特对美国人发动的反攻有什么看法。他把它称为一个愚蠢的调度，已使德国受到损伤，是为了挽回威信才这样干的。德国的军事机体已出了毛病，可是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救治。他们最优秀的将领全都完蛋了，只剩下个古德里安，然而他是一个冒险家。如果德国在东普鲁士被切断的那几个师能够及时撤出，或许这些部队就可以用来保卫柏林，但是德国人太愚蠢了。他们还有十一个装甲师在布达佩斯，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已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了，已不能到处随意取得兵力了。时候一到他们自会明白，但已为时太晚了。
接着我给他看我的地图室，这里已由皮姆上校完全张挂好了。我在描述我们在西线的阵势之后，就请亚历山大元帅解释意大利的局势。斯大林的看法饶有风趣。德国人是未必会来攻击我们的。我们能不能留几师英军在前线而把其余的部队调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便直捣维也纳呢？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这里与红军会师包抄阿尔卑斯以南的德军侧翼。他还说我们可能需要一支相当大的兵力。他当时那么讲讲是轻而易举的，而我也没有责怪他。
我回答：〃红军可能不给我们时间来完成这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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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点钟，总统、斯大林和我在一起审查军事形势，特别是俄国在东线的攻势。我们听到了关于俄国军队进展的详细情况，同时也为我们各自的参谋长之间下次讨论制定了范围。我说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是敌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从意大利调动八个师到对俄作战的前线，而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也许我们应从意大利北部调几个师去加强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攻击力量。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否试图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进攻，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与俄军的左翼会师。
会议的气氛是非常融洽诚恳的。马歇尔将军给我们作了关于英美在西线作战的卓越的简明介绍。斯大林说俄国在1月份发动的攻势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这跟德黑兰所作出的决定没有丝毫关系，这时他还问到他应如何继续提供帮助。我回答说，现在三国参谋人员会集在一起，正是审查盟国之间整个军事协调问题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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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2月5日下午4时1刻开始的。我们会聚在利瓦吉亚宫，在一张圆桌旁边就座。连三个译员在内，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一起的有维辛斯基、麦斯基、俄国驻伦敦大使古谢夫，以及俄国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巴甫洛夫当译员。美国代表团以罗斯福总统和斯退丁纽斯先生为首，成员有海军上将李海和贝尔纳斯、哈里曼、霍普金斯、国务院欧洲司司长马修斯，还有国务院特别助理兼译员波伦。艾登坐在我身旁，我的代表团包括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我们的驻莫斯科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伯尔斯少校当我们的翻译，自从1942年我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见以来，他一直是担任翻译的。
讨论一开始就谈到德国的前途。我当然曾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个月前就已函告过艾登先生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1月4日
战后德国的处理。现在要我们决定这些重大问题还为时太早。显然，当德国有组织的抵抗停止之后，第一阶段将是一个严格的军事管制时期。这个时期可能要经历好多个月，如果德国的地下工作还在活动的话，也许要一二年。
2．我们还得解决分割德国的一些实际问题，如鲁尔和萨尔区的工业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可能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但是我怀疑那时是否能够作出最后的决议。目前谁也无法预见欧洲成为怎样的状态，或者大国之间的关系怎样，或者他们人民的心情怎样。我可以肯定，德国在如此之多的国家里所激起的深仇大恨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对等的报应。
3．每当〃重新扶助苦难德国〃的政策引起我从感情深处发表意见时，我处处受到了打击。我很明白关于〃欧洲的心脏不能让一个中毒的社会存在〃的论据。我主张，尽管目前有这么多的麻烦工作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是不应把将来可能会变成十分严重的讨论和分裂的事，预先说成一定会出现。
我们将有一个新的议会来考虑问题，这个议会的见解我们无法预测。
4．我本人宁愿致力于研究今后二三年内要起作用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不去争论德国对于欧洲的长期关系。我记得很清楚，上次战后我由于下院和全体选民的发表粗暴意见而感到震惊，还由于彭加勒派遣法国人进入鲁尔而感到愤慨。然而几年之后议会和公众的心情完全改变过来了。亿万美元的金钱由美国借给了德国。我经历过对德国的实施宽大政策时期，一直到了洛迦诺公约和鲍德温政府的后半期，其理由是德国对我们已经无力为害了，但是这以后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希特勒开始得势了。这以后我再度觉得自己对当时一般人的心情十分不表同情。
5．一个受过摧残而震颤的世界，无论是在斗争刚刚过去之后，或者是在感情兴奋激烈之后紧接着不可避免地又变得冷静的时候，它那百感交集的情绪会是个什么样子，想要在小小的篇幅里全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