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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未必是信史（2）
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在其所著《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谈到“口述与书写”时说，“口头交流就有它自己的形式和风格。一项关于谣言的著名研究认为，在口头传播的过程中，信息是根据接受者的需要而改变的，这个过程包括信息的简化（删繁就简）、选择（重点渲染）和同化（把未知的变成已知的）。”457“历史学家们经常用‘神话’这个术语来指代那些不真实的故事，从而与他们自己的故事或者‘历史’进行清楚的对比。如果把这种用法同人类学家、文学理论家或心理学家的用法相比较，也许将会是具有启发性的。”458“无论如何，人们应该知道口头叙述和书面叙述（包括那些叙述者认为是未加修饰的真理），都具有原型、模式或是神话的因素。因此，那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描述他们的经历时（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述中的某些意象。人们常常是从另一个事件的角度来回忆一个事件，甚至最初也是这样来感受亲历的事件。英雄们有时候以一种类似于解析梦境的、弗洛伊德所称的‘凝缩’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我们经常能在一系列的往事记叙中发现这个‘神话化’的过程，这些往事被描述得越来越接近某种原型。”“一些评论家——尤其是海登·怀特（HaydenWhite）——可能会认为成文的历史是刚刚讨论过的‘小说’和‘神话’的一种形式。”459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种令人兴奋的新方法开始流行，这就是“心理史学”。当时，“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一个德高望重的史学元老，对他的同事说了一句令他们大为吃惊的话，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下一个任务’将是更严肃地对待心理学。……尽管如此，已被广为宣传的历史与心理学的结合看来还是被延迟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它仍然是下一个而不是当前的任务。”460他进而说明，历史心理学的理论至少能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对历史学家有所帮助。首先，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常常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业余的心理学家。理论（更准确地说是相互竞争的理论）可以揭示出貌似非理性的行为中的理性根源以及理性行为中的非理性根源，这样就使历史学家不会轻易地假设一个人或团体的行动是理性的，而把其他人或其他团体贬斥为非理性（“狂热”、“迷信”等等）。其次，心理学的理论对史料考订的过程作了贡献。为了正确使用作为历史证据的自传和日记，不仅要考虑文本写作的文化背景和文体规则，而且要考虑作者的年龄以及他或她在生命周期中的阶段。口述史学家也开始考虑他们收集的证词中的幻想成分和导致这类幻想的心理需要。因为从白日幻想到梦只有很小的一步。第三，心理学家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作出了贡献，即探讨“公众的”和私人的动机之间的联系。因为对个人动机的分析对社会运动深处的原因的分析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同时，由于公众原因和个人动机之间存在相互“契合”的可能性，个人对于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基本上是难以抵制的（而不是不可能的）。461“历史学家就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一样，经常假设他们论述的是事实，他们的文章反映的是历史实际。”“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小说家和诗人一样从事虚构故事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也是遵循流派和文体规则（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些规则）的‘文学作品’制造者。”462以历史的名义叙述出来的事，是历史的小说还是小说的历史。彼得·伯克引用了一位被调查者的探问：“为什么要竭力去发掘发生过的每一件事呢？”“我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知道你所说的实际发生的历史……或者在历史中是否有小说中一样多的以假乱真的虚构。”463这又让我想到顾颉刚做过的被中国民俗学界视为里程碑的一件事，即他通过研究孟姜女千里寻夫（万喜良）哭倒长城的传说，为其层累造成古史的说法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经考察，顾颉刚发现春秋时期孟姜女的原型是杞梁妻，或杞良妻，即杞良的妻子。杞良本是杞国战将，在与莒国作战时战死了。国君在野外准备向杞良妻志哀，被杞良妻拒绝。因为按照礼仪，悼念应在家中，而不是在野外进行。这个故事最初并非源自民间，而是来自贵族上层对于礼制、礼仪的看法。到了战国时期，商业发达的齐国，娱乐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人们开始编故事、编歌、编音乐。杞良妻的故事就进入到歌和音乐中来，几经传唱，变成了会唱歌的杞良妻，在哭丈夫的时候哭的就是歌的调子。到了汉代，盛行的天人感应说又使故事衍变成杞良妻能哭，天地动容，城垣为之崩塌。城中最大的是长城，所以到南北朝时，尤其北齐大兴土木修长城，杞良妻哭倒的城就变为长城了。到了唐朝，人们一想，长城是秦始皇开始修建的，这个故事便与秦始皇扯上了关联，杞良妻的名字自此正式成为孟姜女。而实际上，“孟姜”在春秋时期只是一个美女的代称，并非一个什么固定的人名。464也就是说，后世所谓孟姜女哭长城与秦始皇暴政挂在一起的传说，是在最原始的信息上一步步叠加起来的。无论口头还是文献，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事件，在经历了后人层层叠加进和当时情境相糅合的“记忆”加工以后，成为了新的流传，使传说与历史之间出现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465以上都体现出历史记忆大体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任何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记忆都具有社会性，某个群体当中对某一事件的记忆大体上是相同的。第二，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事件的记忆后者遗忘，或者是重构都要经历一个过程。第三，那些具有所谓的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由于政府的禁止，或者是过去由于让人难堪而不便被公开的记忆，或者是人们强迫自己去遗忘，或者是不去思考的记忆。但对于某些事件来说，人们强迫遗忘的企图往往是不成功的，一旦人们被告知说不要去谈论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却往往被记忆下来。”466不过，“很明显记忆是一种社会记忆，它的内容存在于社会之中。记忆不是对过去经历的重复而是对它的重构。在这种重构中，我们会依照目下的社会来重构。一个常识就是，我们对于过去的最为痛苦的经验都会受到歪曲而被遗忘，因为这些造就我们痛苦的社会限制往往是在其运作时才会起作用，事过境迁，其影响的力量也会逐渐消失。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非常自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心灵是在社会的压力下来重构其记忆的。’”467美国史学家贝克尔的结论是：“作为社会记忆的人为伸张，历史（我很愿意承认在理解人类的经验上还有其他恰当的方法）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艺术。这也是必然如此的。因为它是本能地从扩大当前经验的范围的冲动里产生出来的；并且不论科学的那种支离破碎的术语，把历史这样地伪装起来，它在本质上仍是原来的样子。……因此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是真相和想像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也就是我们通常分别称为‘事实’和‘解释’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
这种“混合物”也许大量充斥在“老舍之死”的口述史里。作为具有“史官”身份的采访人，我无法，也不能在这部书里，对我的受访者的口述有多少是史实与想象之间的“混合物”做出分析。因为我的职责只是记录。好在“就事件本身而言，它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它之所以对我们具有某种意义，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由于它作为另外一些事件的象征，是代表一连串事件的象征。”历史学家之所以要运用一件历史事实，只因为这一历史事实代表着一系列历史时间中的一环，它概括着许多事实以外的东西。这时，历史事实才真的是历史事实。“客观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历史领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领域，它只是形象地被再创造，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468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3）
但我以为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美国史学家沃勒斯坦所说的：“记忆还是忘却、保守秘密还是把它向大众公开，是一个对某种态度是提倡鼓励还是反对拒绝的问题。它既是一种科学的、学术的决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