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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历史见证人的不同叙述，自身就使事件充满了戏剧性，但遗憾的是，我没有托兰那样深厚的戏剧根底。不过，那充满戏剧性的事件本身，对于读者和感兴趣的学者以及历史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的书写也许只是画蛇添足而已。从这个角度说，我更愿意仅仅作一个历史的记录者。而且，我越来越深地领悟到，“每一个单独的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时空坐标所限定。……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出现新奇事物的过程。历史中任何时间所发生的任何事件，过去都从未发生过或者将来不会再次发生；它是独一无二的、绝无仅有的。当然它可以和别的事件相似，但这不是它的本质特征，它的本质特征是它的独特性和新奇性。时间和历史就是这样永远地向处女地进军，就是不断地揭示和发现新奇事物。”313这样，“老舍之死”也就像“历史”一词一样，很自然地具有了两种含义：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历史1，即真实的历史客观存在，那唯一的史实真相；对这事的研究和叙述——历史2，即可能包括了记忆、想象、口传等因素在内的文本叙事。314口述史的发生为能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在我的“镜面或感光片上”反射出所有“八·二三事件”“时间和空间里种种事件的条理”。315我开始在学术上探寻口述史的理论源流，并试图能够做出一番梳理。
中国的口述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中文汉字的“古”，即是十口相传之意，是说古时候的事都是经人们的记忆一代一代口口相传，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比如像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以及燧人、有巢、神农、轩辕诸华夏民族老祖宗的事迹，再像西方《圣经》里的故事，等等，都属于“口头诗学”范畴。但其中又有历史的浓浓暗影，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说具有“荷马史诗”的性质。也许，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正是从这个角度指出：“作为社会记忆的人为伸张，历史（我很愿承认在理解人类的经验上还有其他恰当的方法）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艺术。……历史乃是故事，并且就历史的目的而言，也总是一种真实的故事；它运用所有文艺的技巧（说明和概括，叙述和描写，比较、批评和类比）去揭示人类生活上连续不断的种种事件，并从中推论出一种完美的意义。……在原始时代，传说是由口头传递的，弹唱诗人和讲故事的人坦白地把事实加以文饰或信口添上些什么，借以增强故事的戏剧性。跟着文字记载的采用，历史与虚构的传说逐渐区分开来，人们认为历史是实在发生过的事件的故事。”316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定义和观念往往不同，我以为美国史学家贝克尔的说法既简单明了又很实在。他说：“在所有过去的时间里，确实发生过一些列的事件；不论我们是否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事件从某种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构成了历史。然而关于这些事件的绝大部分，我们是毫无所知的，甚至不知道它曾经发生过；有许多我们只能知道得不完全；并且甚至我们认为我们已确实知道的少数事件，也永远不能绝对予以肯定，因为我们永远不能使它们复活，永远不能直接对它们加以观察或试验。该事件本身一度曾经发生过，但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件，它已经消逝了。因此在处理它时，我们所能作为观察或试验的唯一客观的真实乃是事件遗留下来的某种物质痕迹——通常是一种书写的文件。我们必须满足于这些已消逝事件的痕迹，这些文件，因为它们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从它们那里我们推论出该事件过去是什么；我们还肯定这是事实，肯定该事件过去是如此如此。”317口述史何尝不是事件的“痕迹”？
由于是十口相传，人多嘴杂，很自然会出现口传的多样化或丰富性。同时，又难以考据其内容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这使得后来的所谓正史学家们在没有找到物质性证据之前，是决不相信口述传说的。这当然是让“历史”与“口述历史”（OralHistory）势不两立了起来。
其实，中西方的早期文明史，不论司马迁《史记》、左丘明《左传》的纪传、编年，还是古希腊、罗马的古代史籍，在写法上有一点是一致的，里边都大量使用了口述史料。《史记》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是列传七十篇，历史被司马迁写得如此鲜活。例如《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王一段：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柯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且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可见，司马迁为了让后人相信荆轲刺秦的真实性，他说是亲耳听“公孙季功”和“董生”说的，而此二人是和夏无且大夫出去玩时，又是听这位秦始皇的私人医生亲口告诉他俩，荆轲刺秦时，他就在现场，而且还用“药囊”打过荆轲。这段描述，是历史还是文学？它或许已经典型地昭示出，历史也许就是文与史的合二为一。
再如，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里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这里保留了“淮阴人”的口述。又如《孟尝君列传》里说：“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里边同样记录了“薛人”的口述。而像那篇脍炙人口的《鸿门宴》，较之历史，则更是作为一篇文学经典被历代传诵。因为，除了《史记》，没有其他的旁证可以考据出，“鸿门宴”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正如傅斯年所说，《史记》记事，之所以“入春秋而差丰，及战国而较详，至汉而成其灿然者。”是因为，汉以前多据口传，而少旁涉。到写汉事，则能“游迹遍九域，古者未及详考，新者乃以行旅多得传闻”。所以能“不虚美，不隐恶”，“子长最伟大处所在，所记亦汉事也。”同时，司马迁“以调查为史，亦今史之方，非古史之术。”318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希罗多德的著作时，认为他“有的段落很长，几乎相当于莎剧中的一幕；它的叙述是戏剧性的，其目的是为了造成舞台效果。无疑，某些真实对话内容可以为历史学家获知。但是，那些发生在遥远年代和国度的事件，如果真发生过的话，它们的细节也绝不可能为他所知，但他也把它们讲得绘声绘色。”319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希罗多德的写法，何尝不是司马迁《史记》式的？在这一点上，也是中西同源，即“只想叙述一定时期所发生的事的人是一个编年史作者，而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目的是相当不同的。他不仅叙述，而且重建过去，在过去中激发起一种新生命。”320我想，英国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卡莱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如果离开叙述，交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321
口述史的发生（6）
口述史Vs。老舍差点获诺奖？
上印卡莱尔的话一下子让我想到另一个生动有趣的实例，即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用他的话来说，这恰是一个人们“健谈”了20多年，而且似乎“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叙述”写入了“正史”。先看下面这段文字：“1966年8月24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