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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这几天，在上海也好，昨天晚上也好，对我提出的批评，说我在安亭讲话不妥当，这个批评我是接受的，因为，我的精神准备没有这样的复杂，我是个共产党员，给了我任务马上要出发，可是，出发不是那么从容，不是那么从容地调查过，当时，同志们要知道为什么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统统在电话中告诉了伯达同志，那时陈伯达同志匆匆忙忙写这封信是在什么客观环境下呢？我不是讲客观原因，而是要说明一下。
从 八月十八日 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以来，铁路运输很紧张，而且一天比一天紧张，过去我认为上海南京路可能是世界上人最多的了，到星期天就走不过去，现在天安门广场就象星期天的南京路，随时开五十万人的大会，这要安装个喇叭就有这么多人。过去来北京的最高每天达十万人，到后来每天达二十万人，有一天达二十六万，火车载重到什么程度呢？车厢底下的弹簧有要断的危险，车厢厕所住了六七个人。中学本来是百分之十的，实际上那止百分之十，其他旅客车子停了，货也运不出去。这样的情况，就变成了好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好多不欢迎革命师生大串联的人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借口。他们一再向中央提出停止大串联，最好学生不要到北京去，交通太紧张了，这是普遍的，对我们的压力很重，我们是支持革命大串连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到北京，到全国各地，可是，我就抓住这个交通问题又来了，很糟糕呀，对中央文革小组讲，你看看，那攻击不知道有多少。这问题，不单单从生产看，还是从整个文化大革命形势来看，都是个焦点，好多道理，社论上反驳了，你们看就是这个交通问题从来没有写过社论，这问题是难说的，我们就是这种心情，很焦虑，伯达同志当时更焦急，我就带着这种感情跑到安亭，我的感情比你们的感情相差十万八千里，你们的遭遇，你们碰到的问题，听说以后，跟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大概和韩哲一同志差不多，对问题没有估计那么复杂，当时文革小组只有我一个人，独立地一个人作出正确判断，这是困难的。所以我不是吗？当然，我反复想了同志们提出的意见，慢慢懂了，这个电报讲得不完全对题，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交通、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这方面写电报时确实没有多想，文革小组对这方面情况是没有来得及问。对文化革命来讲，当然是抓革命，文革小组对工厂生产问题是不管的，我们只是到时间问一下生产怎么样，因为唯恐我们自己工作有毛病，生产受影响，人家要攻击。我那天讲过这话，同志们应该记得。
阶级斗争一个方面之一看生产有成绩还是失败。如果生产质量下降了，那么骂娘的就多了，他不仅骂你一个工厂，他要说： 〃 文化革命搞糟了，糟得很。 〃58 年、 59 年上海轰轰烈烈大跃进，那是一场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先有思想革命，然后带来文化革命，这样好的形势到 60 年后就下去了，就是因为自然灾害、苏修破坏，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同志们应该记得， 60 年到 64 年，资产阶级攻击，三面红旗多厉害，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包括那么许多无耻的反动言论，什么 〃 蒋介石不好，但是就是有大米饭， 〃 那些话，同志们难道现在都忘了？这个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后来，同志们，你们回想一下，人家就是抓了我们经济上困难，来攻击我们的革命，要资产阶级复辟，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工厂里原来大跃进里破坏的制度，有很多都恢复了，不该恢复的，也恢复了。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竭力避免，在前次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文化革命小组在这方面为中央作参谋，也经常观察这个问题。
同志们提出对伯达同志的批评，我刚才讲我已经告诉他了，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心里不安。他要我有机会的话告诉同志们，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伯达同志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他说： 〃 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 〃 我讲：现在已经造成了这样结果，请你先想一想，既然那天很仓促，不要再弄一个仓促的事情了，伯达同志又说： 〃 是不是写第三封信。 〃 我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我赞成，再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写，你想一下这个问题，索性把工厂文化革命问题能不能说得完全一些 〃 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呢，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对伯达同志的批评已转告了，今天我又听到了一些意见，我还要继续转告，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他一定能够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能够纠正，我从安亭回去后，那一天没有来得及，因为回上海深夜了，也没法去找他。第二天回到上海的同志在文化广场等我，我本来上午想和上海市委同志了解情况。结果没有来得及赶到文化广场，到了文化广场和那里的同志交换了意见，继续了解情况。到最后在那里达成了五点协议，同志们可以了解，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二十四小时，我这个决心下得还很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同志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
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样，我在这个过程里，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最后就这个问题认识是有个过程的。那末，现在应该以最后为标准，最后那就是判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对这样一个组织，应该加以支持，那我们前一阶段时期的错误现在就改过来了。我们共产党人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不可能随时都判断那么准确，处理那么正确，问题就是在于在最后作出比较正确，比较科学的判断，所以有些刚才对我说，怀疑陈伯达同志，我就想作些说明。我刚才说，我从出发到今天，经过一个长时期，我们彼此更了解了，我们处理的过程中，工人同志的讲话，发言给了我很深的教育，同志们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表达了上海工人阶级那种热烈的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对革命事业那种无限忠诚，你们这样深厚的感情教育了我，感染了我，我想这一段时间内，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你们每个人来说，也许能成为终身难忘的事情，对我来说，也会成为我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认识的，不是在一个平平静静的环境里认识的。
我们第一次是在安亭见面的，第二次见面跑到苏州来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彼此谈论革命，谈论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谈论如何把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