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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吗？ 我知道前一天晚上他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一个字也不吐露。当时，他到我房间来看我，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毫无疑问表明了他的意向。
“你了解埃及的生活情况吗？ 你认为一个人能在埃及定居而没有什么困难吗？ ”
拉多还是找不到……中午前后，飞机起飞了，首途伊朗，飞机的乘客只剩下了十一位。
这个时候，情况越来越坏。我真的以为要死在回莫斯科的飞机上了。我们飞了一个时候，天气变了，遇到了暴风雨，风卷着雨打在飞机上，但是飞机仍继续爬高。能见度等于零。机员脸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色。我们很快就明白机翼上开始……结冰了。空气变得稀薄起来。我们没有氧气面罩，逐渐感到手脚麻木起来。驾驶员们不停地呼喝着，竭力保持清醒。飞机继续攀高，大难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心里想，真荒唐，太不值得了，象我那样打了半辈子仗的人，却找到这个机舱做坟墓！
飞机终于不再攀高了，并且开始下降。我们一层一层地降落，重新回到了通常的高度。我们抵达德黑兰的时候，飞行员告诉我们说：天气不好，飞机偏离了航线。由于盲目飞行，一点东西也看不见，他们一直害怕发生最糟糕的情况。
命里注定，我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天气条件耽误了我们从德黑兰起飞的时间。富特和我被邀请到苏联武官家里去。他告诉我，关于拉多失踪的事，莫斯科已经知道了。他认为我们也许可以告诉他点什么情况。
富特很着急，大家都很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从目前情况是很容易想到他同自己的上司串通的，有些人是会毫不犹疑地这样想的。富特对苏联武官声称：“发生了这种事情，怎能叫我到莫斯科去报告我们在瑞士的活动呢？ 我一定会受到嫌疑的，无论我说什么，人家都不会相信的。”
我飞往莫斯科途中，心里老惦记着拉多潜逃这件事。就我而论，我知道他完成了任务，成绩之佳是当初想都不敢想的。他是问心无愧的。拉多长期参加斗争，很年青时就参加了匈牙利贝拉·库恩的革命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瑞士，他对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正因为他十分熟悉情况，具有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才认为：尽管胜利了，但苏联国家保安部的统治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预料到在莫斯科等侯着他的是什么命运。他不愿意在斯大林的监狱里了结他的一生，因而在开罗潜逃了，事先还作了安排，保证他妻子和孩子们在巴黎的安全。
这个事实，我得承认我是后来才完全看清楚的。我当时很天真，相信战争结束了，恐怖政策也会随之而告终，制度就会有所改进。一个经历过战前清洗的人竟然表现得那么轻信，确实叫人吃惊。但是，无论如何，当时我还是决定回到苏联，这里有个决定性的原因：我一家人都在那里啊！ 我不象拉多那样，能够心安理得，确实知道自己的家庭在巴黎安全无恙。我很清楚，如果我半途跑了，一家人势必要承担后果。
莫斯科愈来愈近了……矛盾复杂的心情使我十分激动。
我特别记得的是那压倒一切的欢乐情绪，因为分别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同亲人团聚了。飞机的轮子一擦到跑道，我觉得自己是个心满意足的人，因为我完成了任务，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感到自豪，渴望得到我辛苦挣来的休息。我怀念着我的同志，牺牲的烈土和惨遭折磨的人。
已经入夜了，我走下飞机的梯子，试图去辨认我的亲人。
真是枉费心机，没有人来接我，也没有人来接我的旅伴。一队军官组成了我们的接待委员会。军人来迎接战士，不错，勉强也说得通嘛。
一批高级军官——一些上校——向我走过来，十分热烈地欢迎我，请我上车。突然之间，我心里一亮，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1937年的时候，他是个上尉，他大概是飞黄腾达了！我一到达，就有一个问题急于想提出来，于是， 我问道：“我的妻子和孩子呢？ ”
“请不要担心，”我的一个向导对我说，“他们都很好，你的妻子在一个疗养院里疗养。我们投有时间通知他们，因为不知道你们确切什么时候到达。总之，情报中心领导考虑让你到一个地方住两三个星期，安安静静准备你的报告。我们就是来把你带到那里去的。”
在一个出差的上校家里，给我安排了两个房间。上校的妻子和女儿出来招待我们。在离开之前，我的护从人员——两个上校——对我指着一个年青的上尉说；“这就是你的副官。你需要什么，都由他安排……”
把我隔离开来，好让我安静地写报告。还有个副官，好象我需要个什么副官似的！ 这两个上校半真半假的态度，特别是我的妻子人面不见，所有这些因素，说实在的，在我心里造成一种奇怪的感觉，甚至使我产生怀疑。
我在新居安顿下来，至少要比蒙帕纳斯潮湿的街道要舒服一些，那个时候，我离开了白宫养老院，就象个孤魂那样，徘徊街头。
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有客人来访了……他们一共三个人，两个穿军装，一个穿便服。我认出后面一个是1938年在情报中心负责政治工作的。这个官衔掩盖着一个事实：他是内政部的一名将军。
他们带来了一顿豪华的晚餐，但是我打断了口福的享受，提出我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你们及时收到了1943年1 月我写给党领导的报告吗？ ”
“收到了，收到了。我们收到了并且考虑到了你的报告。”
然后是一阵静默。接着那位将军改变了话题。他问我：“这么说，你对未来有些什么打算呢？ ”
我心里想：就看你们如何决定了。但是我回答说：“我已经结束情报工作了。我生活的这一章已告一段落。
但是，在回到波兰退休前，我希望能同情报中心说明一下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还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说：“我打算搞清楚情报中心领导方面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
这个“宗教裁判所”的将军脸色阴沉下来。
“是吗？ 你所关心的就是这一些！ ”
“难道你就不关心吗？ ……首先，我想对‘红色乐队’的最后一次行动提出建议……”
“好吧，”那位将军打断我的话说，“我们明天就研究你的意见……”
第二天，有两个上校来访，我马上发现他们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档案材料。
“我确信，”我开始说，“格罗斯沃格尔，马卡罗夫，罗宾逊，苏科洛夫，马克西莫维茨都还活着。可以而且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关键在于你们是否同潘维茨还有联系……”
“他躲到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去了。我们是从可靠方面知道的……”
于是，我建议派两个熟悉“红色乐队”历史的军官到潘维茨那里去，告诉他：从1943年2 月以来，情报中心通过我的报告，已经知道“大赌博”的真相。他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挽救“红色乐队”被囚的战士。这样，战后处理他的时候，可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否则，就马上把底细通知希姆莱和包尔曼。如果他们知道了原来那么长时间都是莫斯科领导在那里牵线的话，就一定会追究潘维茨的责任，势必使他大吃苦头，因为他们仍然有能力给他算账的。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是完全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我的两位对话人郑重地答应向领导上转达我的意见。
我在莫斯科用了头一周的时间去写报告，有一个女打字员协助我。但是一天一天过去，我发现我头上的阴云愈积愈多。除非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看不见，不然的话就一定会明白我的苦难还远远没有到头。显然，我并不是受到欢迎的战士，起码人家并不认为我立了什么功。
我在给我安排的住宅里过了三天，内政部的两名军官才把我的行李箱带回来给我。原来，我在离开机场时，错拿了查里亚普涅科夫的行李箱，他的箱子同我的一模一样，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查里亚普涅科夫也发觉他弄错了。内政部的那两个军官是负责把箱子换回来的。
这两位使者的“身份”是很说明问题的：显然，查里亚普涅科夫也落在他们手里了。这样我就明白了：莫洛托夫当时给他写过这样热情的信，邀请他回国，现在是如何接待他这个“亲爱的同志”的。真是阴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