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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刘铭传还为雪林文察之弟林文明的冤狱专门上书朝廷。林文明，性粗豪，因为镇压戴万生起义为起义军后代所仇恨。加之他遇事多武断，得罪的人就更多。同治九年（1870）他被诬告谋反。当时台湾道黎某非常凶悍，得到闽浙总督便宜行事的授权后，派官吏凌定国前往彰化城向林家问罪。林文明坦然冠带到县衙对质。凌定国出其不意，将林文明杀害，然后以“露刃登堂，率众拒捕”上报。林家多次上告，但终因官官相护而未果。
刘铭传为此案写了数千言的奏折，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上报给朝廷，后来刘铭传“复奏建刚愍祠塞其悲”。林朝栋对此铭记于怀，台湾被日本占据后，他仍然穿华装不归日，说：“吾不忍负刘公也！”
清赋丈田 刘铭传在台湾遭遇最大阻力的事情就是“清赋丈田”。台湾的一些大租户隐瞒实际土地数目的情况十分严重，以此偷漏巨额的政府税收。刘铭传实行“清赋丈田”的目的就是使这些地主豪绅按照实际田额缴纳田赋，同时废止这些大租户的收租权和土地所有权。这一举措触动了大地主豪绅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十分激烈的反对和抵制。刘铭传作了一些让步，但清赋的决心没有丝毫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彰化县发生了施九缎聚众围攻县衙、斩杀提督朱焕明事件。
这时，刘铭传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一方面是台湾士绅制造流言蜚语攻击他，一方面是朝廷上的政敌设法诋毁他，最高统治者也责备他行动“过激”。
刘铭传自己曾经说过：“只身渡台，内忧外患，孤孑（jié）危艰，无复生人之趣。自分不死于敌，必死于谗，冰糵（niè）孤怀，至今心悸。”“不死于敌，必死于谗”，正是刘铭传对官场斗争残酷性的切身体会。自从刘铭传赴台以来，各种谗言就没有断过。当初他决策“撤基援沪”，就有刘璈等人造谣生事，险些造成军队哗变。后来左宗棠又听信片面之词而上疏朝廷弹劾，要不是刘铭传反击有力，差一点就身陷冤狱。而此时，刘铭传的处境更加艰难，一是台湾岛内大批士绅对他由支持转为排斥，二是朝中最有力的支持者醇亲王奕也离开人世。刘铭传知道大势已去，于是连续三次上折请求开缺，回乡养病。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朝廷准许刘铭传开缺。台湾首任巡抚，就这样黯然地离开了他所挚爱着的台湾！
刘铭传隐居乡里的几年间，并没有忘怀国事。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军队入侵朝鲜并突袭中国运兵船，中日战争爆发。刘铭传在台期间，就担心日本日后会侵吞台湾，因而有针对性地研究了日本的情况，并提醒朝廷提高警惕。此时的刘铭传盼望能再次为国驱驰，朝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荐举刘铭传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但当年曾因宝物的事与刘铭传结怨的翁同龢不同意，结果此事就没有了下文。
刘铭传始终心系台湾，听到清政府甲午战败、割让台湾的消息后，他整日沉默无语，“忧思郁结”，终至卧床不起。据说，刘铭传死前还面朝东方高呼：“苍天啊，还我的台湾！”刘铭传死后，台湾民众歌颂追思不已。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生于咸丰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间传说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袁世凯年轻时科场失意，22岁弃文从军。曾随军东渡朝鲜平叛。甲午战争后，被李鸿章举荐到小站编练新军，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从此，逐渐为清廷所倚重。
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bǎi）阖的重要人物，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袁世凯一直被冠以“窃国大盗”、“寡廉鲜耻的卖国贼”、“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等恶名。2003年上半年上映的大型历史剧《走向共和》将袁世凯描绘成一位有本事、有贡献、开明进步、有情有义、带浓重人文色彩的“共和英雄”，他推行的政策是“引进新生事物”，“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认为袁世凯多少有点像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沙俄末代铁腕首相斯托雷平，而不是什么“独夫民贼”。这样，观众心头不免疑虑重重，不明白孰真孰假。
袁世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在戊戌变法时会为维新派所倚重？袁世凯的告密和戊戌政变有没有直接关系？袁世凯在晚清新政中有什么贡献，为什么会得到立宪派的信任？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凯又有什么表现，为什么最终能够以全票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下面，让我们看看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变法正式开始，因为这一年为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新政谕诏，除旧布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改革措施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很多上谕都成了一纸空文，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光绪二十四年七、八月间，形势进一步恶化，守旧势力预谋政变。光绪帝颁密诏给维新派，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读到密诏后，痛哭失声，誓死营救皇帝，并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托以出兵相救的重任，说服袁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光绪帝也被囚禁起来。随后，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变法运动最终失败。
传统说法认为，袁世凯的告密直接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但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党。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密。
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
第一，政变之初，慈禧太后没有下令捉拿谭嗣同。
因为谭嗣同是劝说袁世凯“围园劫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因此，如果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政变，那么在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时，上谕中应该会指名逮捕谭嗣同。但上谕中只命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并没有谭嗣同。而且给康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而“围园劫后”则属大逆不道，罪不可赦，上谕中则没有提及。
第二，荣禄不可能连夜乘火车赶回北京。
八月初五日上午袁世凯觐见光绪皇帝后，即乘火车赶回天津。在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记载“抵津，日已落”，所以袁到荣禄处告密，应该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不可能在当夜乘车赶到北京，把消息反馈给慈禧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和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的身份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所以，荣禄在八月初五日夜间很难赶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的，政变时也不知道维新派有“围园劫后”的计划。政变是新旧两派势力长期矛盾斗争积累的结果，守旧派大臣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训政，也是他们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关系。
那么，袁世凯的告密在戊戌政变中起了什么作用呢？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虽然戊戌政变不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后，发布政令捉拿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并将保举维新人士的宋伯鲁予以革职，永不叙用，此外并没有涉及处理其他参与变法的人员，也没有发布停止新政的谕旨。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回天津后没有立即向荣禄告密。八月初六日晚，当听到政变消息后，袁世凯以为事情已经泄露，为保全自己，才向荣禄和盘托出了“围园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