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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洁如到了重庆之后，被蒋介石秘密安置在离自己的官邱不远的吴忠信公馆里。一别十余年，蒋介石又见到了当年“血书盟誓”苦苦追求的陈洁如，物是人非、旧情犹在，时年已是55岁的蒋介石鸳梦重温，经常轻车简从悄悄去与陈洁如幽会。这件事原以为十分隐秘，却不料早已被宋美龄的耳目知悉。宋美龄醋劲大发，与蒋介石吵了个天翻地覆，盛怒之下，顺手拿起花瓶就朝蒋介石脸上扔了过去，一瓶击中，致使蒋介石颜面受损，只得称病不出，中外客人一律免见。
1949年，国民党败逃到台湾岛上，陈洁如情知宋美龄容不得自己，在陆久之的劝说下，执意留在了上海。她的这一明智选择，受到人民的欢迎和尊重，曾被选为上海市沪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12月，陈洁如被请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亲切接见了她，并设宴款待。
1962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批准，陈浩如移居香港。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命蒋经国出面，为陈洁如买了一套房子。不过，陈洁如始终没到蒋家为她购置的新楼中去居住过，而是将其出租，自己仍住在香港铜锣湾百德新街的房子里，改名陈潞，闭门隐居，并开始着手撰写《陈浩如回忆录》。
台湾方面得知陈洁如在写《回忆录》，十分惶惧。因为蒋介石自从与宋美龄结婚后，从来否认与陈浩如的婚姻事实，所有记载蒋介石行藏的传记文章中，均对此事讳莫如深，一字不提。因此，当得知陈洁如撰写《回忆录》的消息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曾写信劝止：“我恳求你不要出版你的回忆录……它将只会伤害最高统帅及国民党”。但陈洁如一意坚持出版《回忆录》，国民党方面无奈，就扬言要起诉为陈出版《回忆录》的美国经纪人，并采取卑劣的特务手段，殴打、恐吓经纪人，致使《回忆录》一书在美国无人敢出。
《回忆录》不可以出版，但当年的旧情还是要续上。晚年的蒋介石与陈洁如书来信往，蒋介石说：囊昔日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陈洁如则称“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陈洁如22岁即被蒋介石抛弃，此后一直过着孤独的半隐居式的生活。虽然她有一个养女相伴，但晚景仍是十分凄凉的。她为了蒋家王朝，为了蒋介石个人，的确忍受了一般女性所难以忍受的委屈、痛苦和孤寂。而且，在重大历史关头时，陈浩如表现了一个中国妇女所应有的气节和操守，在蒋介石公然背信弃义与之绝情的情况下，阵洁如不计个人恩怨，断然拒绝了汪精卫伪政权要她出任伪职的要求，这一点，绝不是普通的“弃妇”所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说，陈清如女士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女士。
1971年2月11日，陈洁如孤零零地死在了她在香港的寓所内，享年65岁。
远在海峡彼岸孤岛上的蒋介石闻知此讯，不禁黯然神伤。公允地说，在没有政治因素的前提下，蒋介石还算不上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从他事母至孝、舔犊情深、发迹后对家乡亲友均有照拂、对曾经资助过他的人均有所回报的事实上看，都可以证明他也有“人性”的一面。
陈洁如的悲剧，是蒋介石造成的，也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造成的。是为公允之评。
第六章 狰狞初露
1．反共思想其来有渐
在经历了陈炯明的叛变之乱后，孙中山先生已经觉察到新旧军阀都不可信任，于是逐步改变了原来的方针，开始倾向于联俄联共的政策，决定依靠苏联，重整旗鼓。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双方一致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主权。
孙中山同意苏联共产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决定立即派遣党内干部赴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其实，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曾计划派人赴苏考察，他选中了廖仲倍和朱执信等人，后来因为廖仲倍于国内事务而无法脱身，朱执信又于1920年9月遇害，所以，孙中山先生的这次计划未能实现。
到了1923年，由于苏联的积极参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已经明朗，孙中山遂决定派蒋介石以“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的身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进行考察。这个考察团的目的是考察苏俄的政治情况与党的组织，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曾对这次考察有如下记述：
蒋介石“实承总理意旨约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汪兆铭、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八月十六日率同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由上海趁“神九”启程赴俄。”九月二日，到达俄京莫斯科。九月十一日，往访教练总监彼得禄夫斯克，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住，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九月十七日视察步兵第一四四团，公称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晚，与马林商议提案。”九月“十九日上午，马林与胡定康过谈。下午，参观步兵第二学校。”九月“二十日，参观军用化学学校，研究毒气之施用及防御法，并往应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欢迎会。”九月“二十二日，往高级射击学校参观。自十五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三十五响，且轻便异常。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成败也。为之感啼不置。”九月二十七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十一月十六日往见苏维埃议长加利宁。”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审阅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决议文，佛然日：吁，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日晤其领袖徐维诺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其成功盖可知已。下午诣第三国际勉为辞行……谈次馨所欲言者，六时送邵元冲登车游学德国，晚与赵世贤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十一月“二十九日趣装辞别越飞夫人，下午二时启程归国。”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船入吴漱口，九时抵沪。
这次考察历时三个多月，蒋介石在注重考察苏联军事的同时，也考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社会概况。因为当时列宁已病势垂危，无法接见来客，蒋介石就拜会了托洛茨基和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返回国内后，蒋介石在12月16日《致俄外长齐采林书》中写道：
“星期天的晤谈，虽然没有讨论到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很感激你抽象的给我们的教益。昨日孙先生来电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都有十二分明了。”
孙先生未电又称谢‘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又嘱‘吾等与诸同志从长计议等晤。……
“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及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0年对波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蒋介石归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