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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建设时期（1939 年9 月—1940 年5 月）第一章框架
早在1939 年9 月上旬，在“元首专列”上就有人认识到，这个动荡不定、拥挤不堪、行驶在铁路上的临时大本营，难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更重大的作战指挥任务。如果最高统帅想要担负这一任务，或者完全从军事角度说，不仅仅满足于制定战争计划，而且还要亲手实施作战指挥的话，那么，就必须首先有一个新的固定的大本营。
有人说，希特勒自己也对现状很反感并倡议进行改革，这是不真实的。因为他已经完全陶醉于他在波兰战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他对军事指挥“机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难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与他相反的是，立志要实现国防军严格、统一指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于“元首专列”的状态很不满意，急于要求改变现状，组建新的大本营。约德尔将军认为，应首先组建一个如同指挥参谋部那样的高效率的参谋部，以及一个能适应各方面需要的通讯网。
这些条件要想得到满足，希特勒就必须决心留在柏林的帝国政府所在地办公，并能与他当时和以后的世界上的助手和对手。如墨索里尼、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的行为举止相匹配。然而，这一简便易行的解决方案，似乎只有在一种过渡时期内才能加以考虑。但是不管怎样，国防处长从他第一次到“元首专列”直至9 月10 日这一段时间，他已经受约德尔之托，在德国西部中心地带，为组建一个统帅部战地大本营寻找营址，以便使战争顺利进行。此行动的主要依据是由希特勒亲自签发的指令。指令指出，他要尽可能地靠近西线，但要在远程火炮射程之外。陆军、空军总参谋部也必须在他的附近寻找各自的驻地。
第一个战地大本营的合适地点，是于5 年后即1944 年末至1945 年初，由国防处一名总参谋部军官选中的，位于吉森——劳海姆地区陶努斯山脉的东部。这座齐根贝格贵族庄园拥有豪华住宅和宽敞的附属建筑，似乎一切条件均已具备。据说，庄园主人已准备出售；扩建和布置工作也在建筑总监托特领导下立即着手进行。然而，由于希特勒执意要在1939 年晚秋时分开始西方攻势，在此之前无法完成扩建的准备工作。因此，10 月份，临时为国防处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必要时参谋部随“元首专列”一同行动。在比较简朴的开始阶段，这个专列只配有三节车厢，两节寝车，另一节为工作、就餐两用；然而在大战期间，逐渐扩展为两个大型专列，一直作为办公车和运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人员的车辆随时备用。
西方攻势的开始时间由于气候的影响，不得不一推再推。此间，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处视大本营营址问题为己任。以领导身份介人此事。不久，他们便强调指出，国防处的选择方案，在许多方面都不合希特勒的个人口味。希特勒既不愿住在庄园主的住宅里，也不想看到周围尽是牲畜马圈、农田莱庄。因此，副官们转移视线，很快在“西壁工事”后方地带找到了他们理想中的目标。有三个永备工事体系同时作为考虑对象，一处在明斯特艾弗尔北段，第二处在兰德施图尔和法尔茨的中部，第三处在克尼比斯不远的黑森林的南部。1940 年2 月中旬，当希特勒得知齐根贝格庄园的通信技术设施不能在7月前安装完毕时，便最终决定，“作战开始时。。不去齐根贝格，而去山崖城堡”——位于明斯特艾弗尔营址的代号。希特勒命令陆军总司令部在同一地区安营扎寨，并亲自为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选择附近的一间猪舍为其驻地。与此相反，希特勒却让空军任其安排它的大本营。在此期间，“海因里希”专列载着外交部长，拉默斯和希姆莱却被撇在了莱茵河右岸。
将陆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安排在“元首大本营”附近，意味深长。凯特尔觉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作希特勒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的传递员，尽力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赢得更多的美言。然而事情并不如他所愿，希特勒如此安排，意在严格控制陆军总参谋部；而哈尔德却另有一番心思，他想利用靠近大本营的这个有利条件，对作战进程施加决定性影响，起码能遏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约束。然而，事与愿违！
战地大本营的营址建设，随着任命约德尔为通讯长官而暂告结束。“山崖城堡”连同陆军总司令部的“林务所”，于1940 年3 月11 日完全准备就绪。
第二章核心
希特勒从东部边境地区返回柏林后，仍在总理府办公和居住。后几个月，他也只是偶尔到贝希特斯加登作短时间逗留，还有一次是圣诞节到西部展开地域，走访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些部队。这几次外出旅行，陪同他的军人只有他的几个副官。在柏林，他仍象在“元首专列”上一样，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住在一起。按照他的安排，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办公室设在老总理府的二层楼，隔壁是联邦议会大厅，兼作地图室和会议室。这样，这两位将军便不知不觉成了希特勒的“侍从官”，和所谓的“贴身”。约德尔还要按时参加有众多第三帝国头面人物出席的午餐会。
希特勒的这些“新调整”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其实是他分散权力的本能表现；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整个大本营“体系”必然落得一个充满紧张和弊端的结局。虽然根据陆军的要求，陆军能经常有机会与领率机构接触，如参加希特勒自波兰战局以来每天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但它所发挥的却是“无名的、没有权威的影响”，正如贝克将军在过去争执中所说的，陆军“在战争的领导和指挥机构里。。没有位置”。讨论会上尽管谈论的绝大部分还是陆军问题，然而却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在场，只有“侍从官”凯特尔、约德尔，以及他的副官们参加。一般情况下，戈林的“个人联络官”博登沙茨将军也在座，原来到会的陆军联络官因为在约德尔眼里被认为可有可无，被挤出这个讨论会。身负重任的国防处处长及其军官们，不管是从前线，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一般也不得参加形势讨论会——特殊情况除外。在一段时间内，约德尔将军依然以主要发言人自居。由于他所具有的资历和知识，被希特勒特意任命为部队高级指挥的助手。他借此机会，超越他的上司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事事处处不与凯特尔商议，然而他的高谈阔论也只不过是强调一下希特勒的观点。他将每日情况报告的一部分，交给他的两名助手担负，使希特勒的副官们从此沦为听众——这也是约德尔的安排。
每个报告的最基本的依据，都是由国防处收集来的三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和报告。其实，这些消息和报道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日常情况及其一些变动，不可能有象各指挥员从部队实际中得到的那些具有更大价值的内容。希特勒及其在他周围工作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将军们，并未受此种报道的左右，他们是根据自己那一套不充分的论据，漫不经心的发表他们的议论，作出他们的决定，时不时地向陆军总司令发表一些无根无据的意见，虽然不是每次，但通常是将陆军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已完全被置于希特勒的魔力之下，疏离了国防军，特别是疏离了他们出身的军种陆军的精神，这是产生另一个巨大危险的根源。这两个在布洛姆贝格离职时曾为国防军的统一领导而担扰和为之奋斗的人，现在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破坏国防军的内部团结而卖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的紧张关系和玩忽职守
在约德尔自己的参谋部内已经暴露出不和的端倪。国防处长急切等待他的上司返回柏林，以便向他请调工作。也许人们还没感觉到，在波兰战局的数周里，人们之间的陌生感有增无减。当然，促使瓦利蒙特产生这种愿望还出于其他理由，起初，他觉得战争将为大批高级军官大开用武之地，可事实上，出路越来越窄，职位越来越少。当然，在战争中单靠这一条理由也不能成立。从迄今一系列事实看出，一个总参谋部上校军官在约德尔身边的这样一个职位上，没有什么正经的事可干。因此，瓦利蒙特认为，调动一下工作似乎对全局都有利。他自己就曾于9 月末趁国防处实施动员时，将一大批军官免职，重新分配。
约德尔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