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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你想给白匪军指示目标？”
他看了我一眼，就把身子转开，然后问道：
“你坦白地说吧，马和我，你更心疼谁？”他沉默了一会，又补充道：“如果是我，那就不必惋惜了……反正迟早我要被他们打死。”
我希望他这种宿命的心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很快地过去。但就是在这儿，在这抬头走路随时都有危险的地方，他刚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渡过捷恰河，就旁若无人地叼着烟卷，沿着还未来得及掘好避弹壕的散兵线上，直着身子走来走去。
结果，他被打死了，身体被敌人的6颗子弹穿了许多洞。
在战斗进程中可以看出，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强，我明白，在这个地方就别考虑什么进攻的问题了。白匪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其步兵至少是我们的2倍，炮兵是我们的3倍。
我们炮兵连的炮弹很有限。弹药库在我们后面80—100公里处。我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分析一下我团在穆斯柳莫夫地域的各个阵地，我得出结论：它们既不利于防御，也不利于进攻。而敌人在这里却能利用隐蔽接近路到达我阵地翼侧，甚至迂回到我后方。
暂短的7月之夜来临了。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这样预感到，团队正处在危险之中。我向四处派出的侦察队，不论是往右翼侧的，还是往左翼的，处处都碰上了敌人。一个白军俘虏军官被用担架抬进了我的鞑靼式的小农舍。他没负伤，却顽固地沉默不语。我很不理解他这种反常行为。不知他是受了暗伤？还是在假装？这个白匪军官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
很快又送来一个被俘的士官生。这是一个大约20岁的年青人，他同样也沉默不语，在他身上也没发现任何文件。
这一切都在提示我，敌人是决心发动进攻了。白匪军也在进行侦察。我们不能再等下去。要立即实施隐蔽机动。
我决定从这个村子向北撤。在图古尼亚克湖和乌列克特湖之间占领阵地，这样就能护住自己的两翼。
我同政委急忙赶到这个新地段，我们看到了一条干涸的深沟。看来这两个湖在过去的什么时候是连在一起的。沟沿上延伸着一排篱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军的配置起了掩蔽的作用。从水沟朝敌人方向，有一块约300米的象桌面一样平整的开阔地。然后是一片小灌木丛，几乎一直延伸到穆斯柳莫夫村前。这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我们面前的一切。敌人却无法把炮兵观察所移到这个开阔地上来，因为每一个小丘都在我们的控制下。
防御正面很宽，我们只好把8个连展开成散兵线，留作预备队的只有1个步兵连和几个徒步侦察队和骑兵侦察队以及4挺机枪。
天一亮，穆斯柳莫夫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半小时后，枪声停了下来。我得到报告，对射是在村庄里进行的。看来，敌人从四面八方转入进攻时，自己打了起来。
我同杰尼索夫骑马巡视我军阵地时，太阳已经升起。突然，一些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朝我们挥舞着军帽，大声喊着要我们隐蔽起来。我们向前方看去，在灌木丛后面出现了敌人的散兵线。我们急忙下马，趴在机枪旁边。
我用望远镜透过篱笆看到了敌士兵和军官的面孔，敌人正展开战斗队形，小心翼翼地向我军阵地逼近。我们相信红军战士们能够沉着应战，决定把白匪军放近点。
战士们耐心地等待着。当敌人第一道散兵线前进了大约200米时。我下达了命令：
“开火！”
白匪军象割倒的草一样，一排排地倒下去。伤员四处滚爬。射击约持续了5分钟。我同政委站了起来，透过篱笆观看整个场面。但红军战士并不赞赏我们的轻率举动，他们喊：
“崔可夫，杰尼索夫！这儿不是你们呆的地方……快走开吧！……这里没有你们我们也能对付！”
战士们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就象是命令，我们只好服从。我们刚跳上马，敌炮兵便开了火。幸运的是，炮弹飞过了我们的头顶，在远处爆炸。我们急速跑出交火地带。
团指挥所设在库纳沙克村东南的一个高地上。附近不远处是炮连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团队正面的地形。白匪军企图沿图古尼亚克湖岸迂回到我军右翼。我们只好投入徒步侦察队和两个机枪组来延伸我们的阵地，从而使该侧翼仿佛延长了很多，因此，当敌人发起进攻时，又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7月26日的战斗就这样过去了。敌人损失重大，而我军则伤亡甚微。
夜晚，我们加强了警戒。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轮流睡觉。晚上，我们的侦察员拖来了两上受重伤的敌士兵，并搞到了许多文件。
根据文件和俘虏的口供证实：与我团作战的是西伯利亚第12师第46和第48团的分队，还有车里雅宾斯克军官学校的约600名士官生。士官生都分在第46团和第48团的分队里。可能，高尔察克的司令部想以此办法来提高重新组建的部队的战斗力。
次日，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的血战。敌人尽管占有兵力上的优势，但仍然被迫停止了进攻。我军以轻微的损失击退了敌人的所有进攻。
毫无疑问，这使白匪军的士气急剧下降，事实上，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如果敌人继续进攻，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穆斯柳莫夫战斗的第3个昼夜来临了。我们估计敌人将在黎明时重新发动进攻。同时，敌人可能会采取迂回机动。红军战士在夜间就吃饱了饭，补足了弹药。
黎明前，团政委杰尼索夫就急不可待地从观察所来到前沿散兵线。也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敌人在天亮时就发动了进攻，但敌人又被彻底打败，退了回去。
这时，我从电话里得到报告：
“团政委受伤啦！……”
“什么？再重复一遍……”
“他爬到我们跟前，”电话兵继续报告：“要找您，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肚子。”
“立即把他送到团包扎所！”我嘴里催促着，可是心里仍然不相信刚刚得到的消息。我不相信、也不愿相信我要失去这样一位战友……
这时，敌人朝着我们这个高地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炮弹不时在指挥所四周爆炸。我趴在一簇灌木下，心想：“副团长谢尔盖耶夫牺牲了，团政委又负了重伤，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而谁来接替这些人呢？”一枚榴霰弹在附近爆炸了。我觉得左腿膝盖上方一阵剧痛。裤子渗出了血迹。这时，团通信主任米哈伊尔·尼基京蹲在离我不远的一条小沟里。我把他叫到跟前，命令说：“第一，对任何人都不要讲我受了伤；第二，让炮兵连的助理军医带着卫生包到我这儿来；第三，到团包扎所打听一下，杰尼索夫的伤势有无危险，尼基京本想提出异议，要找电话叫医生来。但我的目光使他打住了话头，转身就执行命令去了。
没过多久，助理军医来了。就在灌木丛下，他用手术钳将弹片夹了出来，我们击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在格斗最激烈的时刻，我得知了连长克尼亚济金也受伤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口腔。
日落前，尼基京打来了电话，他转达了医生对政委身体状况的诊断：“杰尼索夫的生命已无挽救的希望。现在靠注射维持。很快就要把他送往后方。杰尼索夫急切恳请崔可夫到他那儿去一趟。”
听完尼基京传达的后面一句话，我异常悲痛，嘴里像是在哼哼地念叨着什么……马驮着我朝团包扎所疯狂地跑去。腿上的伤痛也忘记了。我必须尽量装出一种假象，不使杰尼索夫觉查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但我能控制住自己吗？
来到包扎所，我装着没有负伤的样子，从马上跳了下来。这时，杰尼索夫已被抬到一辆马车上，正准备送往旅医疗所。他还清醒着，见到我后，抬起头说：“瓦西里，你没事，这太好，谢谢。”稍停片刻，又用极微弱的声音补充说：“我们都是党员……”
我应该努力使他撇开悲观的念头，就对他大谈今天全团如何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所有冲击，重磅炮弹又是如何地把那送到散兵线的装满水的水桶炸飞，等等。我也记不清后来还讲了些什么……
告别时，杰尼索夫用疼痛得痉挛的手握着我的手说：
“我若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儿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