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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服役的，还是来学习？”
我身上穿的是水兵短大衣和宽脚的裤子，很远就看得出是水兵。我首先回答：
“即学习，也服役！”
政委看了我们的证明信后，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显然，明金已得知我们的到来，他站在政委的办公室旁，直向我们使眼色，这使我们增强了勇气。
进了办公室，政委看了我一眼，问道：
“除了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你们还能用什么来证明，你们是真心实意来干革命的？”
“用行动”。我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没有其他证明，但如果您给帕韦列茨车站的契卡①支队的首长去个电话，您就会了解到，他的支队里有个水兵崔可夫·伊里亚是我的亲兄弟。”
①肃反委员会——译注。
我不知道政委是否给车站打过电话。但是，在第二天宣读的命令里，把我——崔可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和雷金·瓦西里·库兹米奇编入步兵第2班，把古巴廖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编入炮兵排。
就这样，我成了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
“这就是彼得堡，革命的彼得堡，你应当锻炼好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伊里亚看见我穿着新的军装时对我说，“你应该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指挥员。”
是啊，现在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我仍然怀着无比真挚的感情回忆起革命的彼得格勒，回忆起当时的同志们以及他们的战斗精神。涅瓦河边的这个城市成为我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将永远怀着极为崇敬的感情思念着它。
我是在中国重庆听到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侵犯我国领土的消息的。那时，中国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在重庆，而当时我是中国当局的军事总顾问和苏联武官。
当时去中国时，战争的火焰已经燃遍了整个西欧，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先后沦陷。预料法西斯德国将入侵不列颠群岛。英勇的英国飞行员多次击退了法西斯空军对和平城市的密集轰炸。但是，伦敦在燃烧着，考文垂市被炸成一片废墟。
战后，当纳粹档案对社会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早在1940年秋天，希特勒就已经放弃了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这在战略决心和战术决心中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于这一点，我们军人在德军最高司令部刚一将其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推迟到1941年春天的时候，就已经清楚。
在敦刻尔克，当英国远征军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成功地撤退之后，英国的危机状况明显地改善了。德国空军对英国的空袭没有使英国人民屈服。空中力量的对比也在逐渐拉平。船队不断地把飞机从美国运到英国。美国的工业体系虽然缓慢地发展，但最终还是转移到各种武器的生产中去了。
在远东，军国主义的日本正在等待时机，随时准备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
那时，我在中国工作的任务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和海港城市。另外，我还要摸清楚日本在太平洋问题上的立场。日本如果继续执行以前的军国主义政策，它会继续扩大它的侵略范围。
向什么方向扩张？这就是问题所在。
苏联政府和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战争。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的任务。
我们必需赢得一年、两年的时间，来完成重新装备我们的军队的工作。
我们的航空工业有新式飞机的试验样机，它们在战斗性能方面优于德国飞机。试验样机已经投入成批生产。我们在红军中建立了若干个机械化军。我国的工业已有能力成批生产T—34型和KB型坦克，这些坦克在战斗性能方面也比德军坦克强。各种新型轻武器也开始批量生产。
现在，人所共知，我们有足够多的确凿情报，说明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在靠近我们边境的地方集结。斯大林和我国政府做了一切努力，以拖延战争的爆发。我们避免任何轻率的举动，不给敌人的入侵提供口实。我们还迫不得已在远东边境保持强大的掩护部队。
这时期，希特勒狡猾地玩弄着政治游戏。他用各种手段，甚至通过私人来试探英国的态度：英国政府是否想讲和？英国政府是否让德军放开手脚去进攻苏联？
希特勒到底还是决定入侵苏联。于是，德军开始在两条战线同时进行战争。在入侵苏联以后，英国是否还有任何一点讲和的愿望？不管怎么说，从德国方面来的这种试探是有的。
战争爆发了。
我在中国的这些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我的心飞回了祖国，与誓死捍卫祖国的同志们在一起。但是我要在中国继续完成我的任务。
1941年夏季，前线形势变得极为困难。明斯克陷落了，敌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一直逼到了莫斯科城下，德军围困了列宁格勒，攻陷了基辅。
日本出兵的危险性也在不断增加。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过任何入侵我国远东地区的有利时机的。但就在快入秋时，新的征兆出现了：日本准备向南进攻，矛头对准了美国。
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不断地传到莫斯科，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情报来源中，还未得到完全可靠的证实。日本从背后攻进我远东地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初秋，日本人准备向美国开战的企图已经十分明显，这就使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战役最艰难的日子里，有可能从远东抽出部分战斗师来保卫莫斯科。
不久，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2
1942年3月初，我回到了莫斯科。
啊，莫斯科。1918年就是在这里，在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里，决定了我终生的使命。
刚到训练班，不用说，我还不能马上适应制度严格的军队生活。
“起床！”
值班员扯着嗓子大喊。他的喊声把我们从清晨香甜的睡梦中惊醒。大家像被开水浇了似地跳了起来。两、三分钟后，学员们列队集合。然后是早操，洗漱，早点名，然后又是集合。不管干什么都要列队进行：去餐厅，上课堂，到野外，去射击场和练兵场，无一例外。在队列中，必需步伐一致，左右看齐。
战术，射击训练，操枪动作，白刃战——从起床到熄灯，一切训练项目都按照军队作战强度进行。学员不同于士兵，他们肩负双重任务。你想当个指挥员吗？那么就要忍耐，就要锻炼。要使你自己能经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
训练我们的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应该说，他们教学的态度还是勤勉的。
“刺杀！枪托击！不对，箭步！突刺！收枪！前进！后退！掩蔽！”
这样连续要做10—15遍，然后，还要连续跃进，一直练到你的双脚都站不稳为止。大概，教官们有意给我们加大训练量，过于严厉地要求我们，是想考验我们当红军指挥员的决心。但这些丝毫没有使我产生畏难情绪，相反，我还希望经受更多的考验，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能够得上一个红军指挥员。因为我知道，我们面临的将是与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白匪军官和士兵、与外来的武装干涉者进行战斗。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缺少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就去打仗，那只能是去送死……
每星期日，我们每人发15颗子弹，以防万一，然后，带上乐队，沿着莫斯科的大街“行军”。我们从列福尔托沃开始，沿着萨多沃耶环路、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和特韦尔大街前进。走20公里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因为每个学员一日的口粮只有1俄磅。但是，大家在行进时精神饱满，歌声嘹亮。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行军”的目的，是让居民们、朋友们和敌人们都知道：苏维埃政权有可靠的、忠诚的部队，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对反革命的进攻给予必要的反击。
1918年7月2日早晨，我们从野外作业地被紧急召回营区，我们受命整装待发，接着，就列队到室内运动场上参加集会。那里是我们的食堂。我们来到场地时，看到饭桌已被撤走，前边摆着一个讲台，大厅里挤满了红军志愿兵，所有人都在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突然，室内运动场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个子不高的人快步向讲台走去。立刻从讲台那边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声音就象撞到了石头墙上，又以更大的能量反射回来一样，紧接着整个大厅响起热烈的呼喊声：
“列宁！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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