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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了……而我们则利用这段时间，更好地作好准备，如果敌人不投降，就一举攻下蒂尔花园区。
我和克莱勃斯的谈判又开始了。我想弄清第三帝国领导人的内幕以及他们的企图和希望。况且，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是不能够停止同克莱勃斯的谈判的。当然，克莱勃斯知道全部情况，但他什么细节都不会轻易讲。应当善于边谈话边将他的回答进行比较，从而探询出要知道的一切。
“赫尔曼·戈林现在在哪儿？”我问道。
克莱勃斯全身一抖，好象被从梦中惊醒似的：
“戈林？他是叛徒。元首现在无法再容忍他。戈林曾建议元首把国家领导权交给他。元首已把他开除出党。”他又马上改口说：“希特勒死前已把他开除出党，他把这一点写进了遗嘱。”
他已经有些颠三倒四了，他一会儿说：“元首现在对戈林是无法忍受，”用的是现在时，一会儿又说：“希特勒死前已把他开除出党了”，用的却是过去时。
我打算弄清这一情况：
“按您的看法，希姆莱是什么人？”
“希姆莱是叛徒！他反对元首，很早就想同西方大国单独缔结和约，并想分裂我们。元首得知了他的企图，而……”他停顿了几秒钟，又说：“这也是元首自杀的原因之一。元首很珍惜自己的战友们对他的忠诚。死前他寻找过出路……缔结和约，首先是与苏联。”
“这么说，希姆莱是叛徒了？”
“是的，”克莱勃斯肯定地回答：“根据希特勒的遗嘱，希姆莱被清除出党。他现在不在柏林，他在梅克伦堡。”
“你们早就知道希姆莱向美、英彻底投降的建议吗？”（这里我当然是糊弄克莱勃斯，因为直到最后一天，我对希姆莱的建议几乎还是一无所知。）
克莱勃斯想了一下回答说：
“正象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怀疑他。但最后是从路透社的报导中确信这一点的。希姆莱没有通知我们。元首把他安排在柏林之外，就是为了让他向柏林提供援助，将德国全部武装力量派到柏林。但他欺骗了元首，没有这样做。希姆莱是个叛徒，企图在没有元首同意的情况下去签订和约，他背叛了德国的利益。我始终都与元首在一起，我曾是他的战争问题的直接顾问。而在柏林之外，在梅克伦堡设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元首从柏林直接给他们下达命令。我当时是东线的负责人。”
这时克莱勃斯说漏了嘴，从而证明了我们的全部推测和假设。他说到希特勒曾下命令把德国武装力量的所有部队从那里、也就是从西线派往柏林、派往东线与我们作战，从而给西方大国的军队打开通向柏林的道路。这原来都是真实的事。
我抓住这个线索，紧接着追问克莱勃斯：
“谁是你们现在的总司令？”
“根据希特勒的遗嘱，现在是邓尼茨。舒埃纳尔是新任陆军司令，空军司令是冯·格莱姆。戈林病了，古德里安也病了。”
“里宾特洛甫现在在哪里？”
“在梅克伦堡。赛斯·英夸特代替了他。”
“这么说，政府完全改组了。不过这次改组唯独没有涉及到您。您是希特勒当权时的身边人物，现在留任陆军总参谋长，对吧？”
“是的。”克莱勃斯肯定回答。
“谁是同苏联及其盟国进行最后谈判的全权代表呢？”
“是戈培尔和鲍尔曼。他们现在都在柏林，唯独他们俩人是德国的唯一代表。”
“那么，其他政府成员将干些什么呢？”
“他们在执行元首的命令。”
“军队承认新政府吗？”
“如果有可能把元首的遗嘱通知各部队的话，各部队是会完成元首的意愿的。这事最好在另一个政府宣布成立之前完成。”
“你们害怕这个所谓的另一个政府，对吧？”
“希姆莱出卖了我们，他很可能成立新政府。希姆莱还不知道元首的死讯和他的遗嘱。”
“您是如何考虑同其它地区进行联系呢？要知道同这些地区的联系已被切断。”
“利用和你们临时停火的方法，我们会将一切都公布于世。”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克莱勃斯更明确地说：
“在你们的协助下，我们将用飞机或其它方法同各地区取得联系。”
“这就是说，你们建立新政府，其目的是在德国国土上行使权力，集结兵力，并继续进行战争，是吗？”
“不，我们的目的是开始谈判并结束战争。”
“但是，”我又一次抓住他不放，说：“在希特勒的遗嘱里讲得很清楚，他是要由‘那些将以一切手段继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一个政府。你们同意先结束战争，而后再进行谈判，那不是更好吗？”
克莱勃斯支吾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是我的政府，而不是我……”
街上天已大亮。柏林5月1日这一天的开始，对于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谈判持续了一整夜，但毫无收获。莫斯科指示等待答复，并时而来电询问谈判的一些细节和谈判的进程。方面军司令部要求将克莱勃斯带来的文件立即送去。
波扎尔斯基将军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雷若夫中将打来电话找我。我走进了另外一间房间，将克莱勃斯和波扎尔斯基将军、魏因鲁布将军以及作家们留在原来的房间里。
雷若夫将军向我报告，4点30分，德国的无线电台（似乎是柏林城防司令部的）请求我们派出一名军官到动物园的东北角去会见德军的一些军使。雷若夫中将和近卫步兵第39师师长马尔琴科上校指派了别尔谢涅夫少校为我军军使，他是该师司令部的一名参谋。
后来，别尔谢涅夫向我讲述了这次会面的经过和结果（他现在是退役中校）。他说：
“我要向他们发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保证所有放下武器和停止抵抗的人的生命安全；我要向德国人宣布，如果拒绝投降，他们将在24小时内被全部消灭。
我清楚地知道，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将会保存我们许多官兵的生命。如果能使敌人停止无谓的抵抗，世界上又会减少很多残废人、寡妇和孤儿。我十分珍惜对我的信任，我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坚决、彻底地完成这项任务。
1945年5月1日5时整，我带着一面白旗来到指定地点
——动物园东北角。我的汽车、传令兵和司机留在邻近一条街道的拐角后面，隐蔽起来。
我走指定地点，并在那里等待德军军使到来，在这大约20分钟里，德国人没有向我开枪。看来这个地段的德军已经接到通知，知道了我军指挥部的代表要来的事。
在等待的20分钟里，我想了许多问题，但只有一个想法特别使我感到不安，就是敌人方面的通知是不是假的呢？会不会是一种挑衅行为呢？但是，我十分清楚柏林的局势，敌人的军队已经处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了，于是我抛开了这个念头。但它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头脑中出现。终于，我看到，在离我200米左右的一个拐角处，走出两个德国人，他们手拿着一面白旗向我走来。
我迎着他们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其中一个军使倒下了，接着传来了枪声，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采取预防措施，我的左腿和膝关节被击中，随即倒了下去，头部重重地摔在便道上。
当我清醒过来时，我已在自己汽车的旁边了。原来，传令兵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火力范围里拖了出来。他和司机一起把我抬进汽车。我的腿就像一根绳子一样搭拉着，但我没有感到特别的疼痛，只是头嗡嗡直响。我说：‘开车，去师长那儿。’就又一次失去了知觉。
我醒过来时，医生已给我打完了针。马尔琴科上校和雷若夫中将站在我身旁弯着身子看着我。我看了看自己的双腿，我已认不出左腿的模样了。因为靴子和裤子已被脱掉，腿上绑着渗着血迹的绷带。我的双眼直冒金星，人们的面孔在我眼前模糊不清。我按次序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当雷若夫中将向我报告了关于别尔谢涅夫事件的情况之后，事情完全清楚了。原来，柏林的守备部队发生了分裂，有一部分官兵准备投降，而另一部分狂妄的纳粹分子，不但自己不投降，而且还用武力来阻止别人投降。他们之中谁能占上风，这要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有一点很清楚，就是纳粹分子利用我们同克莱勃斯进行谈判而出现的暂时平静，来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