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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但实际上很乱。隋文帝即位不久，采纳大臣崔仲方的建议，“依汉魏之旧”建立中央机构。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掌握政权的的是五省，三师是荣誉称号没有实权。三公虽然也有僚属，也参与国家政务，但仅仅是顾问性的机构，没有实权，也不常设置。皇帝是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最高主宰，拥有绝对权力。
执掌国家政务实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
以上二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三省辅佐皇帝处理全国军政要务。门下省和内史省都是辅助皇帝的决策机构，内史省是起草诏书的机构，门下省则负责封驳，即审查机构。最后执行诏书的机构是尚书省，同时负责日常的政务，管的事最多，为此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事。三省的长官：尚书令（尚书省最高长官，并设左、右仆射各一人为助手）、纳言（门下省最高长官）、内史（内史省最高长官），都是宰相职务。六部的最高长官称尚书。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度支，后来改成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都官，后来改成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
隋朝的五省六部制，形式上是继承汉魏旧制，实际是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可以防止外戚大臣专权篡位和地方势力分裂割据。三省六部的官员品位不高，职权有较明确的分工，有利于皇帝集权和任免官吏。
除了五省六部，还有御史台、都水台，十一寺和十二府。这些后来基本上成为日本大化革新时参考的内容，如日本的八省制即是把五省和其他的机构融合而成的。到现在为止，日本的行政机构的名称还保留了隋唐时期的名字：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中央的部，但其地方机构是县，县长官知事是标准的中国古代名称，级别相当于我国的省长。其他如北海道、东京都、大阪府，都是从中国学来的名称。包括日本的和服，日本的仕女长相、装束等等，都是和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极其相似的，这不是巧合，而是直接学习的结果。
对于地方机构，杨坚也进行了改革，隋初地方行政机构，沿袭北朝的州、郡、县三级制。北周时，设置郡县很多，“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形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庞大地方行政机构。583年，隋文帝接受大臣杨尚希的建议，精简地方机构，撤消境内五百多郡，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同时，还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一批冗官。这就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刺史和县令三年后要轮换到另一地做官，防止时间长了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对抗中央。
对于法律，杨坚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北周的法律既混乱又残酷，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他在下令制订《开皇律》的时候，就将原来的枭首（即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车裂（即五马分尸）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保留了律令五百条。而刑罚则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到了唐朝，将顺序颠倒过来，从轻到重，内容基本上继承，没有改变。
流传至今最完整的是《唐律疏议》，代表了唐律，其实这也是从杨坚《开皇律》中继承过来的。杨坚对于我国古代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使隋王朝得以巩固、强盛，因此，在历代帝王中，隋文帝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
文帝在位期间，继续推行均田制，搜查隐漏的农户，重编户籍，增加了税民，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豪强势力，使隋初的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由于赋税越来越多，所以，农民总是设法逃避。豪强地主也是想尽办法少交租税。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杨坚在建立隋朝后，采用了两项措施，即“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大索貌阅，就是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是不是隐瞒了，或者报了虚假年龄。输籍定样则是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这样，既增加了收入，也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同时，从豪强手里将原来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的劳动力，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的赋税包括租、调和力役几种，在隋朝，对年龄有明确的规定：三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都叫做黄，四岁到十岁的叫做小，十一到十七叫中，十八到六十叫丁，六十以上叫老。
国家的赋役对象是丁，一对成年的夫妇每年向国家交粟三石，这是租。种桑养蚕的地方每年交绢一匹，相当于四丈，以及绵三两；种麻的地区则改为交纳布一端，相当于五丈，以及麻三斤，这两种都叫调。另外，成丁的男子每年要服役一个月，叫力役。到了后来，隋文帝又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的力役可以用布帛来代替，这叫庸。租庸调制在唐朝也基本上实行了。
同时，隋文帝还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度量衡也在这时重新统一。
至于土地制度，隋朝基本上继承了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成年男子即丁男可以分到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成年的女子分露田四十亩。奴婢和一般人的占田数相等。此外，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可以分到一到五顷数量不等的职分田，以此作为俸禄，等以后不做官了上交国家。各地的行政机关也有一些土地，收入作为办公的费用支出，叫做公廨田。
这些办法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有了这些有效的措施，所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隋朝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耕地面积大量增加，隋初为一千九百多万顷，二十多年以后，增加到五千五百多万顷。农作物的产量增长较快。隋文帝即位之初，府库空虚。十多年以后，政府的府库已容不下各地征调的绢帛，而需要建立新的府库。到隋文帝末年，西京和各地的仓库都装满了粮食，多的达到千万石，少的也不下数百万石。后来，唐朝建国20年时，隋朝的库藏还没用尽。正如《贞观政要·辩兴亡》里所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朝仓库的丰实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因而后来隋炀帝才如此豪爽地向西域的商人炫耀自己的实力，才有了挥霍的资本。
文帝留意民间疾苦的所为，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公元594年，关中饥荒，他派人去了解百姓所吃的食物，知道他们吃的竟是豆粉拌糠。文帝将这些食物出示给群臣，流着眼泪责备自己的无能，命令撤消自己日常的膳食，不饮酒，不吃肉，他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命令侍卫不准驱赶、威吓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他引马让路，善言抚慰。路难走的地方，他还命令左右帮助担挑的灾民通过。公元600年，齐州有个小官，名叫王伽，押送李参等70余个犯人去京城，走到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了国法，受罪是应当，看看护送你们的民夫，一路上多么新时期，你们于心能安吗？”李参等人谢罪，王伽就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犯人，约定日期到京城主动会齐，说道：“如果你们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