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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他还分遣使者，巡视各郡，监视地方官吏，惩办贪污，选用贤能。他下令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并命于州、县、郡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门搜罗和推荐人才。他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官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在农业方面，他曾经实行籍田。这虽然是皇帝表面耕田的形式，但在当时不无鼓励农耕的作用。他曾下令“广辟良畴，公私畎亩，务尽地利，若欲附农而良种有乏，亦加贷恤”。流移他乡的农民，允许他们回乡，恢复原有的田宅。荒田废宅没入为公田后，除官府已经垦种者外，都拿来分给农民，禁止豪强占用公田，只是“若富室给贫民种粮，共营作者，不在此例”。这一规定，固然说明封建地主政权的本质，允许地主剥削农民，但也说明政府提倡尽力耕种，不要荒废田地。除劝课农民力农外，封建政府也进行屯田。萧梁的屯田，超过宋、齐两代。屯田主要是北边荆、秦、司、豫等州，利用官田荒地，进行兵屯。这既省转输之劳，对于充实边防也有一定的作用。在土地占有上，开放封建政府封占的土地，禁止豪门大族封断山水，违者要以军法处分。这反映了当时封山断水的严重情况，但也说明梁武帝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以利于农业的发展和缓和阶级矛盾。在赋税方面，也多次减免租调或“三调”（即按户征收的调粟或调布。因当时租、调需由田、桑、屋宅三者估出资产，而确定应交的数目，所以租调也称“三调”或“三课”），有时免去孤贫之家当年的三调，有逃亡他乡以后复业者，“蠲课五年，停其徭役”。又曾继续“土断”（在东晋、南朝废除侨置郡县，使侨寓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办法，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户口，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整理户籍。
但他也和封建社会很多皇帝一样，猜疑心很重，害怕开国功臣们夺他的皇位。在功臣当中，应属范云和沈约的功劳最大，谋划、辅佐他登上了皇帝宝座，但萧衍并没有重用他们。刚建国范云就病逝了，萧衍也没有重用沈约，而是让其他的人主持朝政，反过来，萧衍还经常斥责沈约，后来，沈约也病死了。
萧衍对功臣吝啬，但是对于自己的皇室亲属却是另外照顾，特别是他的次子萧综和六弟萧宏，照顾得有些徇私护短。但他的照顾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反而让他备受刺激，这是他以后当和尚的主要原因。
萧宏在窝藏杀人凶手时，萧衍也不加惩罚反而加封官职，妄加纵容。萧宏并不知恩，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最后，竟和自己的侄女，也就是萧衍的大女儿通奸，两个人还谋划篡夺萧衍的皇位，结果派人刺杀萧衍时，事情败露，刺客被抓，最后处死。萧衍的女儿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也没脸再见父亲，于是自尽。萧宏也因为极度恐惧，得病而死。
萧综是萧衍的次子，但是他的母亲吴淑媛原来是东昏侯的妃子，跟了萧衍后，仅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可能是东昏侯的儿子。萧综并没有受歧视，萧衍封他为王，还做将军。但吴淑媛自己失宠之后，由于对萧衍的怨恨，就把七个月生萧综的事告诉了萧综。从此，萧综就觉得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和萧衍疏远了。
后来，梁和北魏在边境发生冲突，萧衍让萧综领兵，督率各军作战。但萧综却投奔了北魏，北魏很高兴，授予高官厚禄。萧综还改名为萧缵（音钻），并表示为东昏侯服丧服（即斩衰，一种生麻布做成的简单衣服）三年。萧衍听说后，非常生气，不但撤消了给他的封号，还把吴淑媛废成庶人。后来，萧衍听说萧综有回来的意思，就让吴淑媛给他送去小时候的衣服。但萧综却不愿意回来。不久，吴淑媛病逝，萧衍又起了恻隐之心，又下诏恢复萧综的封号，给吴淑媛加了谥号为“敬”。
这两次打击对于萧衍来说是很大的。建国开始的时候，萧衍重视儒家思想，还自己亲自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直接倡导了好的学习风气。但老年后，特别是这两件事后，萧衍看破了红尘，从儒家转向了佛家，还几次入寺庙做了和尚，当住持，讲解经书。
·9·
做和尚的皇帝
公元527年，梁武帝下令在皇宫旁边建了一座寺庙，取名同泰寺。同泰寺建成后，又在皇宫跟同泰寺对着的地方开了一个门，取名大通门（大通是同泰的反语）。这样一来，他出宫门入庙门，出庙门进宫门，来来往往可就方便多了。这一年三月，梁武帝对文武大臣们说：自己看破了红尘，要到同泰寺里当和尚。不管大臣们怎么劝说，梁武帝真的脱了龙袍，穿上袈裟，剃了头发，到了同泰寺。
在同泰寺里，梁武帝住的是便房（一般房屋），睡的是素床，床上张的是普通老百姓用的葛帐，用的茶具和碗都是土瓦器，乘的是小车，每天不但晨钟暮鼓念经文，还要和寺内僧众一样打扫佛殿，和真和尚一模一样。
满朝文武大臣急坏了，他们一起到了同泰寺，给这位和尚皇帝跪了一地，又是磕头又是央求，请他回宫执政。梁武帝开头怎么也不肯答应，直到群臣用一亿万钱（古代一亿是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的十亿）的代价向同泰寺奉赎，和尚默许之后，梁武帝才勉勉强强点了头。
为了统治全国僧尼，梁武帝敕命法超为都邑僧正（首都僧官，总管建康僧侣），以法云为大僧正（最高僧官，总管全国僧侣），要法超制定《要律仪》，共十四卷，命法正创立僧尼规诫。他又一连写了四篇《断酒肉文》，以宣扬他的蔬食（素食）主张。在这里，他不但禁食酒、鱼、肉，改行素食，还以所谓菩萨心肠禁杀众生。他在《与周舍论断肉敕》中说：“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百户虫命，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百户虫命。”他还以皇帝的权威，下令在全国僧尼信众中强制实行素食制度。
佛教本来并不主张绝对素食，佛戒只规定“不杀生”，并未规定“不食肉”。无论是居家的佛教信徒所受的“五戒”，还是出家的“沙弥十戒”和“比丘二五五十戒”都未禁止食肉。所以，粱代以前的佛教僧侣，一般都是吃荤的。到了梁武帝，他决心要改变这一习惯，最后勒令僧尼一律素食。
梁武帝在其所撰《断酒肉文》里向僧尼们说，他之所以要僧尼们蔬食，乃是为了大家好，为了能使大家“远离地狱”，得好果报。所以，请大家“勿怪弟子萧衍向来所白”。
梁武帝的《断酒肉文》发布后，仍有不少僧众对推行素食制度不满。这些僧尼以“律中无断肉及忏悔食肉法”为依据，和梁武帝大唱反调。他们振振有词：佛祖的节律中本无断肉及忏悔食肉之法，我们为什么要自行戒律，提出“断酒肉”呢？为了制服那些不服气的僧侣们，梁武帝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由他发问，由“三律师”回答。当然，这“三律师”都是御用的。他们的回答都是按照梁武帝的旨意进行的。最后的结论，当然只能是一条：僧尼必须禁断肉食。
刚开始推行素食制度时，寺庙中的那些僧众，尽是一些“酒肉和尚”。但是，梁武帝的用意并不是在于揭露那些僧侣的劣迹，而是要强调他的素食主张。梁武帝的“断酒肉文”的理论根据，是《涅槃》等经的大乘教义。他以教义取代戒律，强令僧尼们一律遵守，否则“当依王法治问”！迫于“皇帝菩萨”的权威，僧尼们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