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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英宗是宫人所生还是孙氏所生，总之都是龙脉。因为在紫禁城内，除皇帝外，只有皇帝的妃嫔，服侍的宫女和太监，不会有其他成年男子。英宗的生母为谁，宣宗自然心知肚明。如果确为孙氏夺宫人之子为己子，对宣宗来说，总是自己的骨肉，无伤大局，同时还可以帮助自己宠爱的孙贵妃登上皇后宝座，或许是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个事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宗的身世方面有很大的悲剧性。而同时，英宗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的一生极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也不乏某种悲剧因素。
土木堡被俘
英宗很早就得到命运的垂青，出生两个多月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有明一代年纪最小的皇储。父亲宣宗结婚十年没有子嗣，对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十分疼爱，并寄予厚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年仅9岁（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朱祁镇顺利登上皇位，年号正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不幸。而更可悲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产生了疑问。
英宗登基时，距朱元璋开基建国已有近70年的时间了。经过前面五位皇帝的经营，国家已经恢复稳定，经济得以复苏，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态势。特别是英宗的祖父、父亲仁、宣二宗继承洪武、永乐基业，又能勤政爱民，当时宇内承平，史称“仁宣之治”。英宗是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即位之初，军政大事操持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手中。太皇太后张氏，是仁宗的皇后、宣宗的母亲、英宗的祖母，很有才智，在正统朝前期政治活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大事多禀裁决。当年宣宗病逝前担心英宗年纪幼小无法理政，特在遗诏中写下“大事白皇太后行”，这在明代遗诏中是少有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他们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因此在英宗亲政之前，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发展轨迹前进着。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也先后淡出政治舞台，年幼的天子已经逐渐长大成人。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英宗最起码应当是个守成之君、太平天子，但在他亲政的几年内，却发生了一件对明朝历史影响极大、对英宗本人命运也影响极大的事件——土木堡之变，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落差。
而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过分宠信太监王振，对王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且英宗对王振礼遇甚隆。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这封敕书的感情是真挚的，英宗从小和王振在一起，王振又能替他处理冗杂的政务，使英宗对王振不仅信任，而且依赖。正统六年（1441）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照惯例，宦官不能参加。英宗时刻不忘王振，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还有一次，王振见工部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便说：“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然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英宗又为什么这么信任王振呢？就因为他还是一个顽童时，一直由司礼太监王振陪他玩，从此他就被这位“王先生”牵着鼻子走。王振的权威，甚至比朱祁镇还要大，是英宗正统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可知王振是永乐时入宫，因有文化逐渐崭露头角。在英宗做太子时，王振就在身边。王振善权术，能察颜观色，深受英宗宠信，称其为“王先生”。英宗即位后，命掌司礼监。在明代，司礼监太监有“内相”之称，掌批红，权力很大，可与内阁分庭抗礼。
有人认为王振是明代第一个权阉，是明代宦官专权始作俑者。朱元璋建国伊始，规定内官不许习字，只供洒扫驱使。又令宦官不许干政，违者斩，并铸铁牌立于宫门之侧。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由于有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因此成祖朱棣信任宦官，允许读书习字，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有专权现象。王振的得宠，与其是东宫旧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因为“出入起居之际，音声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王振之后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种情况。
正统初年，因为外廷有“三杨”，内宫有太皇太后张氏，王振尚处处小心，不敢嚣张。但是张太后在正统七年（1442）去世，“三杨”也先后去世，使得王振可以肆无忌惮地弄权了，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威势倾朝廷。而且他还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正统朝的政治日趋腐败。
由于明朝的江山是推翻元朝统治，从蒙古人手中夺过来的。明朝建立后，蒙古人虽然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势力。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
即皇帝位不久，就命徐达领兵出征北元。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逃离大都（今北京市），返回漠北。虽然蒙古无力与明朝一争天下，但雄踞北方，时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胁。因此，明朝历代统治者都把北元作为心腹大患看待。太祖分封秦、燕、晋、宁、辽、岷等边塞诸王，分镇要害边地，屯驻重兵，形成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洪武年间，太祖还多次出兵打击蒙古势力。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实际上是把抗蒙总部搬到了前线，先后5次亲征，使得北部边境稍得安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朱棣病逝。
自仁、宣时期起，明朝对蒙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对蒙古主要采取以攻代守，主动出击的策略，长驱直入，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势力。此时则转变为镇守九边、互市往来的以守为攻的方针。蒙古游牧经济有其内在的不足，生产分工不发达，手工业制造水平低下，因此日用品、手工业品缺乏，必须依靠其他途径获得。获得的手段不外乎有两种：掠夺和贸易。贸易又分为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马市贸易，设于边境，蒙古以驼马皮毛换取日用品，但明朝政府明令禁止买卖铜、铁、兵器。
朝贡贸易，始于永乐朝，入贡驼马兽皮，明朝则估价给值，另有大量赏赐。但是这种朝贡体系隐藏有很大问题，蒙古派遣的使团人数越来越多，沿途州府供应吃力，而且其间夹杂不法之徒，频频生事。如果得不到满足，蒙古就会侵犯边境。
正统初期，英宗忙于用兵麓川，无暇北顾，使得也先（蒙古首领，自称太师淮王）利用机会扩大势力范围。也先先是向西发展，将依附明朝、屏卫明朝西翼的各蒙古部落收服，然后挥兵东下攻取兀良哈三卫。此时，也先的势力范围西起今日的新疆、甘肃、青海，东至辽东地区，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边。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派人以向朝廷进贡为名，骗取赏赐，因为当时明朝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也先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派出的使臣不断增加，最后竟加到3000多人。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贡，诈称3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