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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6位在京师诏狱中受苦，他们的家人也在外面受尽折磨。
杨涟被逮捕时，士民数万，拥道呼号。囚车所过村庄市镇，都焚香设醮，为他祈祷。杨涟死后，家产被没收充公，总数不足白银千两。老母、妻子无处可栖，由两个儿子乞讨求食供养，官府还要不断催逼杨涟的“赃款”，引起了广泛同情。左光斗死后，地方官对其家族严加追比，其兄左光霁被逼死，其母悲泣而死，整个家族尽破。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洢，暗中随父至京师，救父不成，扶柩而归，昼夜哭号，绝食而死。
做忠臣的代价实在是太大！这大概也是人人都说忠臣好，但又没有几个人真正去做忠臣的原因吧。
魏忠贤的做法，实在是令人发指。甚至在他的党羽中，也有人觉得太过分了。像魏广微，本是名臣之后，却投了魏忠贤，做上了内阁大学士。杨、左之狱，他开始也积极参与。但当吏部尚书崔景荣看到诏狱连连杀人时，心中不安，便要魏广微出面上疏制止。魏广微便上了一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杨涟等人今天尽管是有罪之人，但从前也是朝廷命官。即使赃私之事确实，也应转付法司，依据律令定罪，而不应该令镇抚司如此严刑追比。”
他这种良心发现式的建议，魏忠贤自然很不爱听，而且很生气。结果是吏部尚书崔景荣立即被罢免，魏广微也很快下了台。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两人反而是因祸得福，没有继续助纣为虐。可见魏忠贤的爪牙虽全是恶人，但恶人之中，也有稍善之人。有些人今日仍是爪牙同伙，明日却可能变成被排挤的对象。恶人作恶，各人因情况不同，其作恶的程度、分寸也会有所差异。魏广微等人已觉得差不多了，魏忠贤等人却认为才刚刚开始。结果是前者必然被淘汰。正如魏忠贤用天启帝的口气所说的那样：
“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日乱；朕方祖述尧舜，而曰不大相侔。”
意思十分明确，即祖宗之制刚刚恢复，尧舜之治也将开始，你们却说什么朝政一日乱于一日，违反祖宗之制，不合帝王之道，真是岂有之理！
魏忠贤当然要一步一步继续走下去！
不久，前辽东经略熊廷弼，被斩首并传首九边。而直接导致辽东惨败的巡抚王化贞却没有同时被斩。不仅如此，御史梁梦环检举说熊廷弼贪污了军饷17万两，至于他是怎么核算出这个数字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熊廷弼的账本早就毁在广宁。不过这已无关紧要了。另一位御史刘徽紧接着就检举熊廷弼有家资百万，应该没收以充军饷。因为在他看来，熊廷弼既然仅贪污一项就多达17万两，再加上纳贿之类，说他有家资百万也不为过。置人于死地重在推理和联想，并依此形成证据，况且熊廷弼这时也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真正受苦的是熊廷弼的家人！
既然熊廷弼贪污了17万两军饷，铁证如山，那么他的家人就应该退赔出17万两来。熊廷弼的家产虽然不足17万两白银，但谁又能保证不是被他的家人转移藏匿了呢？因此，他的妻子自然要被凌辱，他的儿子只有用刀抹脖子自杀。而他儿子的畏罪自杀，更证明上述推论是合理的，追赃必须继续。这下该轮到熊廷弼的姻亲族人倾家荡产了。
当然，也有人要为熊廷弼鸣不平。武弁蒋应阳，竟然要为熊廷弼喊冤，结果，被立即处死。太仓人孙文豸、顾同寅，作诗讽刺，也被以诽谤罪处斩。其同乡长洲人陈仁锡（编修）、文震孟（修撰）也受株连被削籍。
天启五年（1625）十月，辽东督师孙承宗被罢免，高第代之为经略。
孙承宗这位带有东林党色彩的主帅，在辽东经营得不错。他在山海关外，先筑宁远城，进而守锦州、右屯、大凌河（即关外三城），开屯田5000顷，起用名将袁崇焕，基本上稳住了阵脚。但他与魏忠贤不是同路中人，魏忠贤虽要用之守边，但始终不太放心。至此，魏忠贤才下决心让其下台，代之以自己的心腹兵部尚书高第。
高第胆子比较小。据说他得知自己被委以重任后，吓得放声大哭。到前线后，他首先下令关外军民放弃堡垒，撤到山海关内来。在他看来，孤零零的几个堡垒，怎么能守得住？还不如自己撤退。一时间，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屯山全部放弃，十余万石粮粟弃于空城。关外军民被强行驱赶入关，一路上死伤无数，哭声震天。亏得当时的宁前道袁崇焕坚决不肯撤退，保住了宁远孤城。也正是这座孤城，后来抵住了努尔哈赤的猛烈进攻。努尔哈赤也因此急愤交加，病发而亡。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血洗“东林”（3）
天启五年十二月，朝廷张榜东林党人姓名以示天下。
既然东林党人如此罪大恶极，就应该把这些人公布于天下，不仅要让他们现在臭名昭著，而且也让他们遗臭万年。御史卢承钦说得好：
“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像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林、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应该把这些人全部榜示天下，让这些奸佞之徒无处藏身。”
卢御史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东林党人批倒批臭，让他们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魏忠贤当然大喜，立即把这些东林党人名示天下。按照“君子不党”的古训，当时的人只要一上党人榜，便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天启六年（1626）正月，魏忠贤又炮制了《三朝要典》，进一步打击东林党人。
既然东林党人是这样的糟糕，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可想而知。尤其是他们对“三案”（梃击、移宫、红丸）之处理，更是不能容忍。现在是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给事中杨所修、霍维华等人提出，应该把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奏章，仿《明伦大典》编辑成书，颁示天下。于是由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任总裁，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任副总裁。至六月，终于编成《三朝要典》。天启帝还为此书撰写了《御制序文》（实由顾秉谦执笔），以示重视和支持。《要典》之中，编书者处处拼命诋毁东林党人，暴露宣扬东林党人的罪行。如对“梃击”案，编书者是这样评述的：
“王之寀竟然以此来开骨肉之争，诬陷皇祖（万历帝），有负先帝（泰昌帝），虽碎其骨也不足赎其罪！”
对“红丸”案，论述得则更精辟：
“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说先帝（泰昌帝）驾崩是不得善终，另有隐情；又附‘不讨贼’之论，诬蔑皇上（天启帝）不得正其始，是罔上不道。”
对“移宫”案，则直论杨涟等人邀功：
“杨涟等人勾结王安，故意加重李选侍之罪，以邀拥戴之功。”
结果是王之寀、孙慎行、杨涟被论为“三案”罪魁祸首。此时，杨涟已死，王之寀则于次年被下诏狱处死，孙慎行被追论遣戍宁夏。当时正在重修《光宗实录》，凡事涉三案的，都必须根据《三朝要典》重新改动。实录实录，顾名思义就应据实而录，但事实上从来就做不到。《光宗实录》修成不久，魏忠贤上台就要重修。后来东林党人重新上台，便又再改，前后共修了三次。好在这也不是明末的独创，唐初李世民上台后就改过其父亲的实录，本朝成祖朱棣也改过《太祖实录》。改来改去，不外乎是把自己越改越好，把敌人越描越黑。历史总想做高高在上的公证人、审判员，但写历史的人又有几个能不食人间烟火呢？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下令逮捕东林党人前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苏松巡抚周起元，谕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这几位就是“东林后七君子”。
他们都是魏忠贤及其党羽恨之入骨之人。
高攀龙，是东林党魁，官至高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