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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31 日午夜，戈特的军队已经没有多少撤退时间了，5000 人（赫西夫妇是其中的两名）刚从拉帕讷海滩撤出，德国人就打进来了。
环形防线东端在那天午后就差点失守。第6 达勒姆营受领的任务是，当英、法联军撤往英国时，在阵地东端的一个比利时村庄默雷挡住德国人。两天来，德军对运河防线达勒姆防区的压力正逐渐增加。到5 月31 日早晨，德国人的炮弹已打到营指挥部附近。
德军首先突破了东面的尼约波，这个沿海城镇是环形阵地东面的一个据点。清晨5 时，德国步兵乘坐橡皮艇在这里渡过运河，向第1 和第6 东萨里营发起冲击。接着，德军又袭击了西面3 英里的英国第8 旅。午后，一名坑道工兵踉跄来到防区主要基地菲尔讷，报告说前线已被突破，德国人正在渡过运河而未遇抵抗。
时间紧迫！指挥部参谋军官琼斯少校马上率领精锐的掷弹兵第2 营驰往战场。到达后他发现第8 旅的两个营正擅自退却，几个军官试图把士兵重新集合起来，但没有人听从。
如果第8 旅放弃阵地，环形防线就会出现一个缺口，德军将紧随其后汹涌而入。后果不堪设想。
琼斯当机立断，挥枪打死几名惊慌失措的士兵，他身后的第2 营士兵用刺刀迫使逃跑的士兵回到阵地上。然后他向指挥部作了汇报，并要求派有经验的军官来协助他，并带来1 万多发弹药。到下午3 时，士兵们全部返回了阵地。
与此同时，德军把攻击转向菲尔讷西南地区，但收效不大。水洼地和猛烈的抵抗，阻止了德军的推进。于是，默雷和尼约波成为德军猛烈炮击的目标，英军达勒姆营于傍晚撤出了防区。
古老的佛兰芒镇菲尔讷，整天遭到炮击。历史悠久的圣瓦尔比尔热教堂院子里铺了厚厚一层弹皮。驻扎在菲尔讷城内的掷弹兵第1 营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官兵们已准备在这里和德国人决一死战。
突然，事情出现了转机。傍晚时，营长赫伯特少校参加旅部会议回来后，立即召集军官会议，他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回国了。”接着他拿出一张地图，一个参谋在图上划出了到海滩的路线。没有戏剧性表演，没有告诫，完全平淡无奇。在布里奇斯看来，这倒有点像在计划一次家庭出游。
晚10 时，该营开始向拉帕讷撤退——先是指挥部人员、通信人员、军需部队，然后是步兵连，最后是从第2 连和第4 连精选的、擅长后卫的小分队。一切顺利。自比利时战役以来，他们毕竟已积累了丰富的撤退经验。
撤退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寂静，不能被敌人察觉。为了消音，后卫队在长统靴上缠上沙包。当队伍匆忙走过铺满碎石砖瓦、玻璃片和纷乱的电话线的街道时，赫伯特紧张得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这么大动静，德军怎么会听不到？
还好，除了两天来一直不断的炮轰声，并无其他异常。到6 月1 日凌晨2 时30 分，最后一名掷弹兵也已经撤出。
沿着环形阵地的东端——第2 军的驻防区域——各个营都在疏散，后退到拉帕讷。同掷弹兵第1 营一样，撤退从夜晚10 时左右开始，持续至凌晨2时30 分。
掷弹兵禁卫军第1 营完整地到达海滩。然而，等待他们的只有汹涌的大海、漆黑的夜空和寂静的海滩。那里既没有参谋人员，也不见装运人员，更没有船的影子。他们等了一会儿，未接到命令，部队便散掉了。有的士兵向敦刻尔克走，有的加入纵队，怀着希望在水边等候。也许晨光会指示他们该怎么办，可是到那时，德国人会不会也冲过来了？
负责拉帕讷海滩撤退工作的海军军官麦克莱兰海军少校焦急地翘首遥望大海，那里仍无任何船舶的踪迹。现在是午夜1 时，英国人不能指望坚守拉帕讷海滩到黎明4 时以后。已有近6000 名士兵涌入了海滩，可是自黄昏以来，他们只运走了150 人。按照这个速度，大部分人都将被德军吃掉。船！救命的船到底在哪儿呢？他已反复察看过，没有任何船舶。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真给英国皇家海军丢人！
他决定，把大部分人由海滩送到敦刻尔克，从那里登船。或许他们会在布赖一迪讷碰见一些船只。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仍没有船来，德国人对海滩的轰击也猛烈起来了。麦克莱兰命令剩下的部队向敦刻尔克开进，尽量跟上大部队。他本人跟在队伍后面。
离布赖一迪讷还有两英里左右时，他突然看到了他整夜一直在搜寻的东西——船！3 只船停泊在离岸不远处。一小队士兵站在水边开枪，试图引起注意。船上没有反应。这是唯一的机会了，必须抓住它。
他跳进海里，向船游去。船上的人抛给他一条绳子，把他拉上了船。这是英国扫雷艇“蛛丝”号。麦克莱兰见到艇长理查德·罗斯海军中校，气喘吁吁地报告，拉帕讷已被放弃，全部装运工作应当集中在西面进行。
这是罗斯中校自头天下午6 时离开多佛尔以来接到的第一个可靠情报。“蛛丝”号和其他船只被指定在环形阵地的东端运载后卫部队，它们按计划停在拉帕讷海面经过慎重挑选的3 个地点，后卫部队将在那里登船。然而，战争中变化多端。德国人对环形阵地的压力太大了。后卫部队无法守住阵地，在德军猛烈的炮击下，部队的后撤比预期的快，而且超过了计划所指定的地点——在更西面。
船队开到原来指定地点时，海滩上已空无一人。由于没有进一步的指示，它们沿着海岸搜索着。终于，它们接到“蛛丝”号发来的电讯：部队正不断向西开往敦刻尔克，沿海岸前去接应。
5000 多名后卫部队登上了回国的船舶。远处，陆军战地医院外科主任菲利普·纽曼少校目送着他的工作人员随船离去。痛苦、羡慕、悲哀、绝望，各种感情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让他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感受。但有一个事实是再清楚不过了：有些人再无回国的希望，其中便包括他和另外32 名医护人员。
后卫部队的吉米·兰利中尉身负重伤，但他到海滩不算晚。伤口的疼痛使他头昏眼花，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手推车把他从战场上推到一辆救护车上。车走走停停，好像永远走不到目的地似的。
最后救护车停了，兰利的担架被抬出来。他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这边走。海滩在你们前面200 码。”
担架队到达海边。一只大船的救生艇轻轻擦着海滩，停在那里等候。一位身穿海军大衣的军官走过来问兰利：“你能从担架上下来吗？”
“不，我想我不能。”
“噢，很抱歉，我们不能带你走。你的担架将占4 个人的地方。命令是，只载那些能站或能坐的人。”
兰利一言不发。这道命令意味着他可能回不了英国了，他心中非常难受，但他能理解。抬担架的人扛起他，也是一言不发，回到救护车上。车子继续向前，开往战地医院。
战地医院在棱堡以东3 英里处一幢巨大的城堡中，这里住着许多在敦刻尔克负伤的官兵。甚至在接到把伤员丢下来的命令之前，纽曼少校就明白，有些医护人员不可能离去。伤员伤得太厉害了，无法移动，必须得有人留下照料他们。终于，6 月1 日，传来了亚历山大将军的命令，每100 个伤员必须留下1 个陆军医宫和10 个护理员。医院有近300 个伤员，就是说将留下3个医官和30 个护理员。
谁留不呢？救护所的指挥官潘克上校决定：抽签，这是最公正的办法。抽签分两组举行，一组在17 个陆军医官中间，另一组在120 个护理员中间。每组人员的名字都放在一顶帽子里。先抽到名字的，先走，最后抽出的一批名字就是那些要留下来的人。
在军官食堂，纽曼和其他16 个人站在昏暗的汽灯下，痛苦地默默听着随军牧师科克·奥谢神父抽签读出一个一个的名字。10。。12。。13，仍没有念到他的名字。
“第17 号，菲利普·纽曼少校。”
纽曼喉头一阵发紧，心里沉得像是压了一块石头，他将是留下的那3 个医官之一。接着，在这个圆顶建筑物中举行了告别仪式。结束时奥谢神父同纽曼手挽着手，把自己的十字架送给了他。“回国再见。”随军牧师说。
送走了回国的同事，纽曼少校步履沉重地回到救护所。只见里面人声嘈杂，乱作一团。
“出了什么事？”纽曼冲进去抓注一个护理员的臂膀问道。
“刚才有一个骑摩托车的通讯员大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