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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1日，虽一元复始，却未见万象更新。
宋子文在北平发表演说，宣称要“对内力谋恢复交通，稳定物价，对外确定汇率，发展国际贸易”。第2天也就是1月2日，宋子文又设午宴款待在北平的参议员，听取各方意见，谋求各方支持。
按当时人说，接收是一块肥肉，令不少人垂涎三尺。实际上，接收也是国民党内各派权力和物质的再分配。可想，宋子文在北平的那段时间内，多少人来找他。用当时他秘书的话说：出门有人拦，吃饭有人找，夜里有电话。所以宋子文根本无暇出门，几乎终日呆在居仁堂里，最后连重要会议也搬了过来。
就这样，当宋子文在北平完成了他该进行的工作后，于1946年1月7日驱车赶到了天津。当即萧振瀛市长陪他召开会议，陪他视察大沽新港，还陪他参观了几家大的工厂，陪他在天津卫逛了几条小街并品尝了风味小吃。当时宋子文一再强调，一定要使工厂的烟筒尽快冒烟，转入生产。政治问题最终是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就要出乱子。此时，作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宋子文，已经在视察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准、通货膨胀和潜藏着的经济危机。
当时经过宋子文一番紧张活动，平津地区共有163个工厂改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重新接收。据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当时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之巨。其实这个数已被大大缩小了，因为大量的敌伪物资在接收过程中，已被接收大员鲸吞、隐匿和变卖了。然而，虽然这些隐形的东西是无法看到了，而国民党的腐败则是在此时公开化的。据统计，在对敌伪产业的接收过程中，尽管贪污舞弊现象十分恶劣，以致于人们讥讽为“劫收”，但是宋子文仍为蒋介石政权聚敛了黄金 72．3492万两、白银 763．9323万两、银元37．1783万枚、美元1570万元、英镑2．6544万镑。另外，各城市还陆续上缴处理敌伪产业所得收入，仅平津地区便上缴所得收人1000亿元。大约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在“接收”的名义下，也攫取到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聚敛的巨额财富。
抗战胜利后，宋子文还利用划归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的钢铁、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电力、机电、化工等行业，并扩展到水泥、米、盐和造纸工业。他还成立了中纺公司，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设备。他还在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大力扶植上述为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这样一来，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更以空前的速度膨胀，而众多的民族工商业则日益陷入困境。
当时宋子文指令财政部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购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还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及限量兑换等。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35：1和0．5：1。据当时有人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了2亿美元之巨。
在战后国民党流通货币调整贬值的日子里，一度贬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之内都有不同。当时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因变动太快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更换改贴。人们在饭馆吃碗面，进门时的价钱出门时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表又贴上去了。此种目睹之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没有也！
然而国民党在摆不平经济财政的关口，忽然念头转到老百姓头上。当时它又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告改行金圆券制。紧急处分令包括下列四种办法：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17条；
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15条；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15条；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13条。
这些办法内容包罗一切，举凡财政收支、军士待遇、税制税率、工资物价、金银外币、贸易外汇、工商生产、金融税率及人民资产，全部在内。
从货币学观点看，当时金圆券的发行，是根本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国民党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而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
金圆券存兑限制办法实施后，存兑人数及申请存兑人数越来越多。每日上海外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门前，自清晨到傍晚鹊立群众拥挤不堪，以至终于发生挤毙人命的现象。政府遂不得不又暂停存兑数日。
后来，上海实行宵禁。挤兑黄金时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等待清晨5点的宵禁解除。待清晨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门前，争取优先兑换。以至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一度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仍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或挤伤踩伤的人随处可见。
如此金圆券的命运就是注定的了，其贬值速度之快，不下于法币崩溃前两个月的情形。物价有时一天之内，可暴涨到二至三成。当时，一般人民即便凭着常识就能算出金圆券的币值惨跌在200％左右。
于是人民开始明显不满于国民党政府，而蒋介石却仍一意孤行，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并发动内战。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在坚持内战的同时，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此次会议历时17天，可谓一塌糊涂。
3月8日，宋子文强打精神作政治报告，名曰政治报告，实则是经济检讨报告。宋子文当时企图通过这一报告，平息国民党内对他的攻击。可事与愿违，这一报告反而激起了许多人的当场不满，甚至喝起倒彩来。
宋子文报告完毕，便有参政员提出书面和口头质问案65件，令宋子文根本无法解释，这同时也暴露了“四大家族”及其亲信的其他罪恶行为。事实上，不论国民党中央怎样责难宋子文对“财政经济多有贻误”，也不论参政员们如何讥讽斥责宋子文，此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财政危机的势头了。
1946年3月20日，宋子文在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再一次流露出对财政经济“没有办法”的悲观心态。
关于国共双方对峙态势，当时宋子文回答说：“本人一向乐观，且对国运前途具有信念。但如能双方让步，定可获得结果。”
有的记者问：“停战期满，和平仍无望时，又将如何？”
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
在此次招待会上，宋子文一再说：“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说法，当时引起许多记者的不满意。有的记者一再追问：“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无办法吗？”
在记者们的追逼询问之下，宋子文最后只好说：“尽量想办法而已。”
然而从此，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则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而黄金风潮的爆发，再度导致了宋子文的下台。
1947年3月1 日，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之后他又相继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的职务，并且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改选中落选。
说实在的，当时宋子文也有一肚子意见：倘若老蒋不打内战，经济财政能有今天的不治之症吗？
2．子文做了替罪羊
1947年春天，宋子文因财政经济获咎再度下台，当时接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是国民党元老张群。
张群和宋子文比较，如果说宋子文是个强硬派，那么张群显然是个温和派。他温和稳健，在外国人中也有点名气，是个半路出家的基督教徒；除了有点能力外，张群待人十分谦虚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