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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兵，拿了蒋介石手令，给他戴上手铐脚镣立即用飞机押往重庆。此际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任许性初，也以串通舞弊的罪名，同时被扣押。林世良自以为手里有孔家这张王牌，关在土桥军法执行总监牢内犹毫不在乎，与他女友赵某通信时，还认为这只是一点误会，不久就可以解决。当时有人向他示意，把孔家王牌交出，可以免他一死。但他表示效忠孔家，并相信以孔家的势力，一定可以保他平安无事，故不愿背叛主人。殊不知此时他的靠山孔令侃远隔重洋，而孔祥熙当时亦正受内外夹击，为了保护自家，孔也只好丢车保帅了。于是林世良终于被判死刑，执行枪决。许性初也被判了11年徒刑。一时人心大快。但事后特务头子戴笠不肯罢休，仍向孔祥熙节节进逼。孔祥熙只好把缉私署全部大权拱手交给戴笠；又在财政部成立货运管理局，由军统特务王挽洲任局长，把鸦片特货业务统一交由军统经营；并附上条子让戴笠以缉私署名义，向中央信托局透支3000万元（当时黄金每两1万元）合黄金3000两。照规定中央信托局只能做短期的工商业贴放承兑业务，50万元以上要经过总处批准。可是孔祥熙与戴笠的直接交易，当时谁也不敢提出异议。
其实，蒋介石下令处决林世良，也并非全是因为林帮助孔家走私。蒋当时不过是因为日军占领仰光时，国民党官员自己放火烧毁了存放物资，要找一个替罪羊而已。
抗日战争开始后，德国因受到日本的压力，蒋介石则因受到英、美方面的压力，双方不便于公开往来，但暗中仍有交往。国民政府的兵工署官员都是留德学生，全部生产装备以及操作都使用德国技术。为了补充德国的武器弹药配件，当时在香港有兵工署驻港办事处。德国供给军火武器，中国用土产出口偿还贷款。因此生意不便与宋子文掌握的美国、英国借款相混淆，所以蒋介石把这笔生意交给孔家来做。孔令侃立即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一个兵工储料处，打着奉蒋委员长手令直接办理“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事宜”的招牌，连那些通常要办的手续都免除了。蒋介石本想通过此事，让孔家捞一把。没想到，此事和宋子文又发生了矛盾。
孔令侃在香港活动期间，他的娘舅宋子文也在香港。两人因夺权争利，矛盾百出；不仅私下貌合神离，在业务上也剑拔弩张，相持不下。那时美国对中国的棉麦大借款，是由宋子文一手包办的。他通过贸易调整委员会下面的复兴公司、富华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等压低价格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等出口物资，以抵押债款。上述物资都是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的统购统销出口物资，原来由宋子文一手垄断并从中取利。孔令侃则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就借口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一定要把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为此，他致电财政部，要其转呈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全国范围内所有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财政部办事人员中虽有人觉得此事蹊跷，内容有些出入，但上峰交办，谁也不敢明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搞出了一个所谓“双包案”。
孔令侃既然决定由信托局收购猪鬃，就命令易货处在桂林、昆明、柳州、常德、西安、兰州等地成立收购处，并派出不少人员张出告示，就地挂牌以官价收购猪鬃。可是复兴公司老早就在各地设置了收购处，他们的根据是宋子文“对美国棉麦借款偿还办法”，也是国民政府明令规定了的。当时两个收购处都有硬后台，谁也不买谁的帐，开始是哄抢，后来把官司打到了重庆。此事宋子文因有一张必须确保美国借款债信的王牌，最后占了上风。
孔家一看不成，后来干脆配合德国商行，用中国资金在华北一带日军占领区，收购各种土产，如桐油、猪鬃、矿砂、当归、大黄等运往德国，一方面折充贷款，一方面从中渔利。当年孔家为德国人办事，德国人也关照孔家。1939年9月希特勒突袭波兰的前几天，德方商行代表希米特接到本国密令，要他们立即撤离香港。希米特感到可能会出事，就把这个意思转达给孔令侃，孔令侃又马上告诉了宋蔼龄。她立即指使帐房倾巢出动，把国家外汇拿出，大肆收购美国军火飞机商的股票，由此孔家又发了一笔横财。可见，当年孔、宋两家的暴富是通过多种卑鄙手段聚敛而来的。
当年孔祥熙贪赃枉法，还有一件举国皆知，并使他自己声名狼藉的事，那便是鲸吞美金公债了。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国土日缩，民生疾苦，军政两费亦倍感困难。当时的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委员会（蒋介石兼主席）乃借口提倡节约，吸收游资不惜竭泽而渔，向西南地区的川、康、滇、黔和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推销“同盟胜利美金公债”l亿美元，每美元折合国币20元，总计折合国币20亿元。该项美金公债的券面，分为1元、3元、5元和10元（美元）数种，以当时美国对华贷款差不多5亿美元中的1亿美元为基金，俟抗战胜利时向储户兑还。最初发行时大肆宣传：“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但由于一般人民从未开过这种洋荤，不相信要到哪年哪月才真正兑得差不多，即便真正兑得差不多了，又不晓得怎样使用；故许多人于购得之后，多愿折本脱手，捞回一文算一文。因此美券黑市，一度曾由官价20元下跌至10元。后因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国币价值日愈低落，因而美券价值日渐回涨，由初时的17、18元，逐渐涨至20多元以至30元。于是对这块肥肉早已垂涎的孔祥熙及其属下亲信、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见机会已到便利用职权，上下其手，对美券干起了贪污舞弊的勾当。
当时，是以“财政部鉴于美券黑市上涨，不利继续出售”的名义，突然于1943年10月15日密函国库局，令将该项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万美元，悉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完案。国库局长吕咸秉承孔祥熙的意旨，秘密将该项未售出的余额美券，分期分批，全部侵吞朋分；一下竟胆敢鲸吞相当于三四个省份储额的美券1150余万美元，致使美券市场，由1美元兑20多元和30多元狂涨至数百元，从而影响得物价更加直线上升，金融更加混乱不堪；蒋管区的民心士气亦更为低落。
当时，孔祥熙及其随从蝇营狗苟，进行贪污舞弊的具体罪行是：国库局一奉到财政部的密函，吕咸立即转令各省中央银行分行速将尚未售出的余额美券，如数返解该局。按照正规手续，该局于收到各地美券后，应立即转交业务局承购，缴存国库。可是，吕咸竟拟一签呈说：“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多，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符合政府吸引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国人战时生活。”然后又选定一个最“利市”的日期，送请孔祥熙审批。孔祥熙对此本早已馋涎欲滴，就甩开大笔批了个“可”字，但不签名，仅盖上一颗“中央银行总裁”的小小官章。吕成取得合法手续后，第一批购买美券余额350万美元，照官价合国币7000万元，尽送孔祥熙一人独吞。
吕咸所拟的签呈，是于1944年1月递送的。当时根据重庆《国民公报》经济栏所载，本月份美券最低价为20日的250元，最高价为16日的273元。以官价每1美元折合法币20元售出，即使售款全部缴入国库，孔祥熙和吕成等人所获暴利之巨，已足骇人听闻。
合计上述第一、二批贪污舞弊的两笔款项，共达1150万美元左右。若按当时重庆《国民公报》所载美券最低市价为250元计算，贪污犯仅照官价折合法币20元购进；而且实际上交钱不交钱都无关系，通常是只以期票换美券，即以票换票，买空卖空，其中即有很大的有效期价可赚，其公式略为：（250 X20）元X1150万=26亿元，即被贪污了法币达26亿多元。这就是孔祥熙等人通过黑市的转手所得。如以当时全国4亿人口摊算，平均每人即被剥削法币达6．5元以上。再就美券本身而论，他们第一、二批贪污数额即已高达1150余万美元，等于当时四川省的实际储额，或者三个云南的实际储额。可是，他们却还不满足，得一望二观三，仍在大打其如意算盘，妄想把相当于9个省份的美券实际储额约5000万美元，分期分批地全部鲸吞干净。此真可谓胆大包天，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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