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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稗琐缀》
公利私利
余辜鸿铭随张文襄幕府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曰：“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襄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偌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余对曰：“当日孔子罕言利，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辩难，执定公利私利之分，谓公利断不可不讲。末后余曰：“《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于是文襄默然让茶，余即退出。今日余闻文襄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日。
《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
张文襄买古董之被骗
光绪某年，文襄以鄂督入朝。公余，偶遨游琉璃厂，瞥见一古董店。装璜雅致，驻足流览。庭中陈一巨瓮，形制奇诡，古色斓斑，映以玻璃大镜屏，光怪陆离，绚烂夺目。谛视之，四周悉篆籀文，如蚓如蚌，模糊不可猝辨。文襄爱玩不忍释，询其价则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陈设，非卖品也。怅怅归。逾数日又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观之，亦决为古代物，文襄愈欲得之，肆主允往商。未几，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文襄难之。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数四，始以二千金获之。舁至鄂，命工拓印数百张，分赠僚友。置之庭中，注水满中，蓄金鱼数尾。仆从或以刀试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日起视之，则篆籀文斑驳痕，化为乌有矣。盖向之苍然而古者纸也，黝然而泽者蜡也。骨董鬼伪饰以欺人者也，文襄为之不怡者累日。
《名人轶事》
张之洞骄蹇无礼
张之洞以内阁学士出任山西巡抚，后遂连绾疆符。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身享太平五十年，俯视一切，盖以为天下莫已若矣。湖北提学使黄绍箕用一人为学堂监督，已札委矣。之洞闻而怒曰：“汝今作学司，当受督抚节制，不比提督学院，衔命驰节而来，可称钦差也。”绍箕垂头丧气而出，自是悒郁不伸，未几得疾卒。（学部欲伸学政之夺，乃改为提学司，归督抚节制，与藩、臬并行，这谬荒若此）直隶人闻之洞内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张宴于湖广会馆，征集名优，衣冠济济，极一时之盛。之洞收柬已三日，届时催者络绎载道，卒托故不往。鹿传霖、徐世昌忍饥待至二更，皆扫兴而散。闻其性情怪僻，或终夕不寐；或累月不剃发；或夜半呼庖人具馔，稍不惬，即呼行杖；或白昼坐内厅宣淫；或出门谢客，客肃衣冠出迎，偃卧舆中不起。其生平细行大节，鲜不乖谬者。
《国闻备乘》卷2
张文襄为某令之知己
张文襄入赞枢密，出任封疆，久镇两湖，政绩卓著。其平日，凡僚属秀异者，罔不加以青眼。某令者，历任剧邑，号能员，适解任，侨寓省垣。一日，谒文襄，以楹帖进。文襄见而叹赏，立委某邑篆。句云：“师事几人心北面，感恩知己首南皮。”
《清稗类钞•；知遇类》
张文襄之用人及其他
张文襄用人，成见甚深，凡所甄录，一门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学，兼用出洋学生，舍是无可见长矣。名位本高，于幕府宾僚初不注意礼数，坠渊加膝，亦所时有。初移节来两江，余惴惴焉，未敢进谒，恐其幕府我也。后以粮储胡研荪同年属撰刘忠诚祭文，获蒙传见，问答颇为投契，如师弟子然。又询以近时所看书，余以诸先正奏议对。文襄曰：“奏议仍以汝湖南陶文毅为佳。文毅之文，于规行矩步之中，仍有一种灏气精光，不可磨灭。作文固当如是，作官亦何莫不然。”言时捋须摇头。余自觉霨乎其有味。后文襄还镇武昌，蒯礼卿观察（光典）果来言：“宫保欲携君赴鄂。”余婉辞乃止。闻文襄在鄂时，官场以“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十六字为公赠联。公亦微闻之，一日语人曰：“外间谓余‘号令不时，起居无节’，事诚有之；‘面目可憎’，则余亦不自知；至于余之语言何尝无味，余人特未尝与余谈耳。”初余代撰祭文，文襄为改二句，已见存稿。旋命撰刘忠诚木主入祠文，尤为激赏。
《碧斋杂记》
张之洞器量之狭
南皮在同时诸巨公中较有识，然量亦殊隘，陈伯韬（支）《碧（斋）笔记》称：“张文襄镇广州时，林访西观察在其幕府，访西名贺峒，侯官林文忠公长孙也。文襄欲以女妻访西弟，访西白庶母意不可，文襄大惭恨，遂与林疏，后文襄督两江，犹以前事为嫌，访西终不得进用。吾郡易实甫亦文襄所特赏，朝夕进见，靡会不从，后以奉命撰拟文稿中，颇用新名词，文襄大怒，戒从官以后易道来谒，毋得通报，其喜怒有如此者。文襄奖新学而喜旧文，又一日见一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案伯韬所记皆实事，然亦有误。南皮之戒阍人不为实甫通报，殆偶然一次以示惩，非遂不见也。至访西事，予以叩于朗溪年丈，（灏深）得报书云，访西晚年与南皮论事不合则有之，婚事殆传闻之误。
《花随人圣庵摭忆》
第二册张之洞（1837—1909）（7）
张之洞之生活起居
《石遗室文集》卷一，书张广雅相国逸事云：“公日凌晨兴，披阅文书，有事则迟明。余初见公，约迟明往，堂上燃烛以待，寻常辰已见客，午而罢，然后食。有事未而罢，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黄白具，肴果蔬并食，一饭一粥，微醺，进内解衣寝。入夜复兴，阅文书，见客，子而罢，有事，丑而罢，然后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寝，或不进内。寒冬坐藤椅睡，夹以火炉，盖分一日若两日也。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权督两江时，一日舆至旱西门，呼材官询其处，命驻舆，与谈谢安西州门故事，辨证良久乃行。公尝因置酒，问坐客，烧酒始于何时。余曰：‘今烧酒殆元人所谓汗酒。’公曰：‘不然，晋已有之，《陶渊明传》云，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稻，稻以造黄酒，秫以造烧酒也。’余曰：‘若然，则秫稻必齐，《月令》早言之矣。’公急称秫稻必齐者再，且曰，吾奈何忘之。又尝阅余货币论说，有言金币中参铜者，疑之，急召询，余曰：‘公创铸中国银币者，银质略刚，造币且须参铜，况金质之柔乎？’因言金币重二钱余，约参铜十之一，公称善，其虚心类若此。”案此可见南皮性嗜大概。以名士而为达官，既为达官，而仍不脱名士习气，律己简慢，待物宠奖，史传所述至多，近代当以南皮为殿矣。
《花随人圣庵摭忆》
张文襄之敢言极谏
张相当文学侍从时，即以敢言极谏，闻于辇下。朝上封奏，夕发弹章，意气粗疏，昌言无讳。内而宫廷帷幄之机宜，拨乱反正之深计；外而疆臣职吏，尤多掊击；京师均目为清流。同时并称者，有黄体芳、张佩纶、刘恩溥、陈宝箴、宗室宝廷、邓承修诸公，而张相实为之领袖。夫以朝野无事，举国熙恬，而远见先识，已肃然私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致贵近侧目，皆欲得而甘心，曾不稍挫其志，直声震天下。而变法自强之议，亦即萌芽于此时矣。是此一时代也，张相固俨然诤臣也。
既而以巡抚辞京阙，扬历南东各省。所至之处，一以提倡新事业为志，而新学业之最著称者，则两粤两湖为尤盛。如路，如矿，如农林，如工厂，如学校，罗致人才，筹划款项，不足则借债以赶建设，虽地方实力，或有不及，而致讥于挥霍失度者。然当此过渡时代，民智屯塞，政治变革之际，能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措置锐敏，实足趋物质文明之进步。今东南数省，经营稍易，而路矿汽机之业，得以举轫先发，未始非食张相之赐也。是其中年精壮，力任艰难，旦夕兼营，不辞劳苦者，实可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