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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员和他芭蕾舞团的同事Lance Osler把他们拉开了。”
“Lance Osler，”Ward摸了摸下巴，感叹道，“这个Lance Osler也是个奇怪的角色。”
“为什么这么说？”李孜问。
“Han的妻子告诉我，Osler和Han曾是同学，后来又做了同事，Han结婚的时候，他是伴郎，”Ward说，“但在这桩案子里，他是检方最有力的人证，几乎可以说是他亲手把自己的朋友送进了监狱。”
“证人是宣了誓要说实话的。”李孜提醒他。
“即使一样是实话，也有好多种方式去讲。”Ward强调，“如果没有他，这案子会简单许多，那几个法国店员未必能出庭作证，就算来了，随便放一段Oprah的脱口秀，他们至多只能听懂一半，而Han和Eli吵架一定是说英文的，这样的证言，陪审团不太有可能采信。但现在，就是有这个Osler……”
“可能他和Han有过矛盾。”李孜胡乱猜想。
“可能，只可惜没证据，”Ward点点头，摊开手傻笑了一下，合上笔记本还给李孜，对她说，“做得不错，我早说过我看人很准。”
这话把李孜气的够呛，心里却还是有一丝得意的，她肯定自己所作的超出了Ward最初的期望。
从餐馆出来，他们拦下一部出租车去切尔西见Han Yuan的妻子。一路上，Ward尽量简略的为李孜叙述一下案情：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三日，Han Yuan随芭蕾舞团到达巴黎。根据他的同事说法，他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就有些不正常，独自一个人外出，排练时迟到，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但他一直就是行事古怪的人，所以也没人去追究。
八月二十九日晚，Han登台演出，当天的剧目是乔治·巴兰钦的作品《珠宝》。据那场演出的导演回忆，Han在第二幕红宝石主题中错了三个拍子的舞步。台下的观众未必能看出其中的不同，但剧团里的人都知道出了纰漏。演出结束之后，导演曾找Han谈话，他只说了抱歉，没做任何解释。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八月三十日，Han仍旧没能准时参加彩排，他的同事Lance Osler去旅馆房间找他，但他并没有跟Osler去剧场，而是朝和平路走过去。他在路上遇到Eli York，并尾随其进了一间婚礼用品商店。在那家店里，Han和York发生了争执。Osler赶到的时候，看到Han把York打倒在地，并威胁说：“如果她有什么事，我会杀了你。”商店的店员报了警，警察到场之后，York表示不想追究，所以两人只是做了笔录，并赔偿了商店的损失，就离开了。
离开那里之后，Han告诉Osler，那几天他一直在找一个人，他从前的女友，Eli York知道她在哪里，所以他会一直跟着York，直到找到她。
九月七日，芭蕾舞团按原定的计划搭乘美联航的航班返回纽约，Han没去机场，也不在酒店，错过了那班飞机。根据法国航空公司的记录，他在当天下午另外购买了一张九月九日晚上飞纽约的机票，而Eli York早在八月三十日就预定了这个航班。
九月九日晚七点十分，Han和York乘坐的班机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整个飞行时间约八小时，因为时差的关系，在纽约落地的时间是美国东海岸时间晚上九点十分。
约五十分钟之后，Eli Yoke回到曼哈顿中城的住所。物业的监控录像显示，York进入大堂的时间是十点零五分，Han就跟在他身后。
九月十日凌晨一点三十五分，也就是差不多三个半小时之后，Han一个人离开了那里。
九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一点，女佣从工作通道进入四十九楼E室做例行打扫，发现Eli York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死了，身边的茶几上放着一瓶打开的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
尸检之后，法医认定死亡时间是九月十日凌晨，死因是超量服用抗抑郁药文拉法辛，饮酒加剧了药效。根据验尸报告，死者一次摄入了超过两千毫克的药物，由于文拉法辛本身是缓释胶囊，很有可能是吞食的时候弄碎了，或者是存心去掉外壳化在酒里服用的，药效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大，导致昏迷、癫痫、呼吸抑制和心脏骤停。
一开始，经手这件案子的警察倾向于自杀或是误食致死，按照程序找死者的亲友来认尸，但Eli York离开美国很久了，似乎没有什么走得很近的亲友，最后只找到他在纽约的律师Guary Criton。Criton听到York的死讯非常意外，他告诉警方，几天前刚刚收到York从巴黎发出的一份快件，是一份遗嘱，另外还附有一封短信，解释说自己受到死亡威胁，为以防万一，想交待一下身后的财产归属和。在此之后，警方才开始朝谋杀方向展开侦查。
（part2）
九月十四日，Han在他的住所被拘捕。警方调查结束之后，地区检察官根据几项关键证据同时对他提出了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的指控：
第一，Han曾公开威胁过York。
第二，Han对Osler说，他会跟着York，后来也的确为此更改了回纽约的航班。
第三点，可能是最致命的。导致York身亡的文法拉辛，Han从几年前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服用这种抗抑郁药。一般情况下，他只能从医生那里拿到不超过一周剂量的处方，但这一次，因为他要在巴黎呆两周，而文法拉辛在连续服用六周以上的情况下，一下子停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反应，所以他的心理医生破例给了他两周的药量。按每天一片一百五十毫克来算，十四天刚好是两千一百毫克。
这个案子的预审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当时为Han辩护的是一个谨慎且识时务的律师，此人认为检方的证据链完整充分，很难反驳。所以，他一开始就极力主张Han精神不正常，无须负上刑责，而应该被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试图说服Han及其家人接受这样的安排，以后每年接受一次精神病患委员会的审查，如果委员会认为Han已康复，便可以重获自由，不留刑事案底。但鉴定结果却出乎于他们的意料之外，控方传召的精神病专家并不认为Han有精神分裂症，反而认定他在案发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那次法庭聆讯持续了两天有余，法官最后确定检方有足够的证据要求Han接受审判，初次庭审定在一月底，也就是说控辩双方有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收集并开示证据。于是，那个律师便又试图说服Han与检方达成协议，接受二级谋杀的指控，以免更长的刑期，将来还可以申请假释。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Han的妻子坚持要换掉那个律师，她找到Ward接手这件案子。按照Ward自己的说法，原因是他既不谨慎，也不识时务。
说到这里，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刚好行至中城，Ward凑到窗边，透过冬日午后的阴雨薄雾，指给李孜看到远处两座紧挨在一起的银色大厦。
“就是那儿，我最喜欢的案发现场之一，”他说，低头看了一下表，问李孜，“想去看看吗？我们还有些时间。”
“如果可以，当然好了。”李孜回答，好奇Ward究竟要怎么把她带进去。
Ward指示司机朝西四十二街驶去，直到那两座银厦近在咫尺。两人付了钱从车上下来，李孜记得案卷上写着，案发的那套公寓在A座，但Ward却径直带她走进B座的大堂。她知道此人总有些超出常理的门道，便只管跟在他后面。
当班的物业管理员是个中年男人，黑色西服，别着铭牌，看到Ward进来，朝他点点头，显得十分熟稔，很有默契的把他们带到大理石影壁后面，乘一部货运电梯上到四十九楼。电梯门打开，外面便是消防通道。Ward也不多解释，走到通道尽头，推开一扇气窗，从包里拿出一支小巧的数字式望远镜，调好焦距，让李孜看西面A座的房子。
镜头里刚好能看到案发的那个客厅，那个房间整面外墙都是玻璃的，白色的薄窗帘只拉了四分之一，室内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连靠窗那张条案上的摆件也看得到一个大概——有水晶方尖碑，纯白镶银边的骨瓷人偶，也有青花器皿，还有只粉彩鎏金的小盅，上面描着一朵无根漂浮的白莲花。房间像是刚刚装修过，空落落的，没有丝毫人气，又摆着那么些易碎的瓷器，根本不像曾经发生过命案的地方。
“那是Eli York的产权公寓，他五年前离开纽约之后一直委托物业公司出租，去年夏天才收回来的。”Ward在一旁解释，转而又问门卫，“那房子现在还空着？”
管理员点点头，回答：“据我知道，根本就没挂牌租售，好像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