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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倒在她的背上。同时，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说法进入他的头脑。“陈先生必须立刻离开上海——”
喘息声陡然停住。他不得不往下说：
“他有危险，还会连带到你。他正在同一个帮会小组织做生意，做军火生意，”他勇敢地望着她的肩膀：“事实上，那是帮会中一个野心勃勃的小派别，他们在法租界大搞暗杀活动。”
“这些事你怎么会知道？”
“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他觉得别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在上海，又有谁不跟帮会有关呢？他大胆地说下去，他为自己的说法感到自豪，他为自己的说法添加上一点骄傲的语气：“事实上，我认识这个帮派的首领，事实上——嗯，我是他的老朋友。”
他又觉得这种说法是如此不切实际，因此感到气馁。但他还是坚持着往下说：“我是个摄影师，你知道，他们有时需要摄影师帮他们干点活——我是这样认识他的，他有时会来要求我帮他做点调查。于是——我对陈先生做过一点调查，我跟踪他……”
她把手伸向床头柜，在手袋里掏摸，像是要拿打火机，但她掏出的却是一把精巧的手枪。他甚至连惊慌都来不及，枪管抵在他的下巴后，深深地戳进颌骨和喉结之间那块柔软的地方，让他觉得想要呕吐。
他惊恐地睁大眼睛，双臂投降一般举起，手指在发抖。
“告诉我实话。”
长时间静默——只有挂钟的声音，以及窗外江面上寻找腐烂食物的海鸥的鸣叫，时间长得让他难以忍受，像是憋尿——他也的确害怕得快要失禁。他亲眼看到过子弹是怎样穿透下巴的，整个下颌骨都掀开——像是打开一个盒盖。他不敢回答，生怕下颌一动，就会触发那把手枪上的什么东西，简直有些古怪，他不合时宜地在头脑里翻检起那些名词来，扳机？还是击锤？就好像这样一开动脑筋，他自己就能置身事外，就好像想想这些名词能让这事变得像哪本小说里发生的事一样。
特蕾莎再次大笑起来。她望着他的面孔，伸手从他鼻子上取下一根鬈曲的毛发，是她的阴毛，他仍然能闻到那股酸味，那股好像是掺有少量苹果醋的奶酪般的味道。要解脱困境，有时需要一支手枪，有时只需要一根潮湿的毛发。
“为什么要跟踪他，你跟踪他到哪里？告诉我时间、地点。为什么他有危险？”
“礼拜天晚上。我从西侨青年会一直跟踪他到餐厅。他走进贝勒路一幢房子。那是帮会的房子，是那个怀有野心的小组织的聚会地点。帮会首领已有所察觉，他知道这帮人对他不满，他知道他们偷偷搞些暗杀活动，他打算让巡捕房来处理这事，帮会一向与巡捕房合作。那幢房子已被巡捕房监视，陈先生因为出现在那幢房子里，他一定也已受到监视，搜捕即将开始。我急着想要告诉你……”
他觉得这些说法漏洞百出，他觉得这些说法实在是荒谬。他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他看着特蕾莎掀起纱帐，打开床头柜上的烟盒。他预感到自己大难临头，只消一个电话，他的谎言就会被戳穿。
“是那个帮会首领要你监视我么？是他要你去跟踪陈的么？”
“是的。”
“告诉我他的名字。”
他的脑子在不停转动，他试图找出那张报纸上出现过的姓氏，他看过那张报纸，金利源刺杀案发生后，有家与帮会有关的小报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这个暗杀组织的头目姓顾——他想起来，那个姓氏是顾。
“他姓顾。我们都叫他顾先生。”
“是顾先生让你跟踪陈的？”特蕾莎的嗓音变得冷酷起来。小薛还是头一次把这个姓氏与那天晚上他看到的人作比较，他想起这些人的相貌，虽然是在黑夜里——他觉得那个神秘的中年人更符合顾先生的身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如果是顾先生在与特蕾莎的陈做生意，他又为什么要让小薛跟踪陈呢？他想（不无幸灾乐祸）——好吧，那样的话就是陈在欺骗你。
“你竟敢帮着别人偷偷监视我！竟敢偷偷跟在陈背后！”
枪管再次向上戳进来，他觉得自己的处境既悲伤又滑稽，让他的鼻根一阵阵发酸，简直有些莫名地为自己可怜的命运感动起来。枪管顶着他，反倒让他的感官更加敏锐细致起来，他甚至像是能感觉到泪腺在发痒，紧接着，是瞳仁变得模糊起来，而他的声音带着哭腔——他竟然用的是法语，好像这种声调柔软的语言可以少一些震动，可以让他避免触发枪管那头的击锤。连他自己都听不清说得到底是什么，但特蕾莎却像是听得清清楚楚。
“我跟踪他，是因为他是你的坏朋友。是因为我喜欢你……我……爱你……”
十五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
这些日子里，少校一直在思念法兰西。他并不把自己看成上海人。这儿有些欧洲人早已忘记自己的故乡，他们早已归化上海。无论这些人不久前在哪里登上船，他们一下船，就加入一个新的族群——白种上海人。这也难怪，他们从前一无所有，在上海发大财，在上海置下产业，结婚生子，难道不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老家？
萨尔礼一度也想在殖民地安个家，可他的科西嘉妻子无法忍受亚洲的潮湿空气，带着孩子坐上从西贡回马赛的邮轮。他没有去找个中国情妇，他宁可一年一度坐船回国度假。与他不同，巴台士领事却把整个家都安在上海，虽然领事的职务调动比警察部门更频繁。
傍晚，少校坐在领事官邸的书房里。落地窗外是整排的大阳台，从阳台雕花的栏杆间可以望见房子背后的大片草地。惊叫声在梧桐树梢回荡。巴台士领事站起身来伸头张望。在草坪和沿围墙种植的树丛之间，小男孩摔倒在脚踏车旁，趴着一动不动。尖叫声是从站在草坪边椅子上的女孩嘴里发出的，她在那把黑漆斑驳的铸铁椅上摇摇晃晃，一条腿跨过弧形的椅背。地上的小男孩扭动起来，双腿艰难地想要从那堆橡胶和铁管的迷宫中逃出来。
“他们带来所有的口供。”少校继续说着。按照惯例，他正在把警务处政治部最近收集到的情报向巴台士领事简略陈述。
是那个穿中山装的南京学者（他自称是教授）带来的报告。报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口供，然后是其它来源的相关情报汇总分析。在最后一页文件的底部，署名看起来像是一个研究机构。看起来他们像是一群读书人，像是那种从中国腹地成百上千涌向沿江沿海口岸城市的年轻人。野心勃勃，接受一位中年教授的领导。南京大量招募这种年轻人。各种研习班，社团，学社。是的，在他们递给他的名片上，有个古怪的名称。少校居然想不起那个名字，研究所？调研会？他再次看看桌上那份报告。
“到最后，他总算开口说话。”
穿着中山装的教授告诉少校。他的眼睛在镜片背后闪烁不定，像是个羞怯的大学教授。
“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中国人来解决，你们毕竟是客人，客人们总是心慈手软。说到底，你们总是要回去的么。总还是有租约的么。”羞怯的大学教授忽然豪放起来，哈哈大笑，以证明他自己的确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南京的研究小组最终得出结论，这位彼得洛夫·阿历克赛·阿列克谢耶维奇⑴先生（法租界警务处档案登记为勃兰特先生，政治部指纹档案编号2578），并不是一像他自称的那样，一个三十九岁的德国贸易商。他在薛华立路的审讯室里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南京坚持要把他引渡到龙华警备监狱，随后又转送往南京军人监狱。萨尔礼认为领事不想知道勃兰特先生在那里的遭遇，他自已也不想知道。听说那里有一种巨大的铁制台钳，他们让你跪在那里，把脑袋塞到铁钳中间，每转动三次齿轮，铁钳就会向内挤压一公分。
口供一共做过四次。勃兰特先生相当得体地应付这个局面。他的每一次口供都很完整，而且自成体系。每一次都是全部、完整地推翻上一次的供词。审讯者很容易产生错觉，每一份口供笔录都会被当成真正的突破。萨尔礼相信最后一次口供仍未触及勃兰特知识结构的中心地带。他甚至不敢保证阿历克赛·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他的真名。但这无关紧要，哪个才是自己的真名，恐怕连他们也搞不清楚。
不管怎样说，情报本身的价值还是无与伦比。它决